中央集权的隐患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除了封建制，改为郡县制，这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西汉建立初期，曾一度恢复封国，实行郡国并行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地方诸国逐渐消亡，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央集权的建立。

这一过程中，最初的异姓王逐一被剿灭，地方的权力最终归属于刘姓。汉景帝时期，为了将权力进一步收回中央，爆发了七国之乱。而到了汉武帝时期，皇帝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来削弱地方势力。

在政治层面，血缘关系曾经意味着特殊待遇，君王往往会将权力与亲戚分享。越是亲近的人，权力越大。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亲戚不仅未能得到信任，反而常常被严厉地质疑和管控。尤其是在巫蛊之祸后，太子与父皇反目成仇，汉武帝更不可能将权力交给亲戚。此时，权力和资源不仅集中在中央，也集中在皇帝个人身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甚至皇帝与皇室成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皇帝的地位越来越高，谁有资格继承帝位也变得格外重要。为了确保对继承人血脉的掌控，皇帝需要确保皇宫里不会有任何威胁。这时，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让整个皇宫里只有皇帝一个男人。于是，皇亲国戚被排斥在宫外，外朝的大臣也不能进入宫中。最终，唯有宦官能够进入皇宫，成为皇帝日常生活的侍奉者。

宦官弄权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之所以能亲近汉武帝，完全是因为他受了宫刑，而这并非值得骄傲的事情。司马迁在这封悲伤的信中表达的其实是：若有别的办法，我又怎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如果不这样做，我便会死，但如果死了，我将无法完成《史记》。所以，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若亲近皇上非得通过这样的手段，又有何意义？

宦官，通常都是因为非人的待遇才得以进入宫中。在手术后，许多人因并发症死亡，即便侥幸活下，也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然而，为了保证皇帝对生育的垄断，宦官成为了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正是中央集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自卑感与强烈的自我意识，进宫后，便与家人断绝了联系。做了太监后，他们再也无法生育后代，这样的身份注定让他们的心理变得扭曲。如何能指望这种人能够正常？

但这类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未间断。皇帝周围的亲信，往往是心理上最脆弱的人。缺乏自信的宦官，只要有人对他们稍加恭维，便能获得比常人更多的满足感；反之，他们也会从报复那些看不起他们的人中找到一种特殊的快感。自汉武帝以来，宦官逐渐在政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皇帝与宗室、外朝的关系愈加疏远，随着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皇帝变得更加孤独。在宫廷内部，能够与皇帝打交道的人，基本上都是宦官。

宦官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与外朝对立。只要把外朝与皇帝隔离开，他们便可以利用皇帝的力量，释放出自身的精神扭曲。这是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朝的共同现象。宦官围绕皇帝左右，其他人想要接近皇帝，只能依赖宦官。而唯一例外的，则是外戚——皇后的亲戚，他们入宫见皇后不会影响皇帝的生育垄断。随着宦官对皇帝控制越来越深，皇帝与外界的联系愈发稀少，外戚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朝中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大。

昭帝、宣帝之后，西汉王朝的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外部的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内部则是宦官对皇帝控制的加深。与此同时，外戚也开始在政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外戚干政

汉宣帝之后是汉元帝，汉宣帝在世时，对这个仁柔的太子心存疑虑，但因皇后的面子而没有更改继承人的安排。汉昭帝去世时没有子嗣，霍光废掉了刘贺（即海昏侯），并从民间找回了汉宣帝。汉宣帝当时已有妻室，且与许皇后的关系极好，许皇后的儿子便是后来的汉元帝。

汉元帝即位后，石显迅速开始了对辅政大臣萧望之的打压。这一招与当初霍光对付桑弘羊、上官桀时如出一辙，但效果却截然不同。石显向汉元帝告状，说萧望之谋反，提议将他召致廷尉，结果萧望之被抓入监狱。汉元帝一打听，才意识到召致廷尉的真正意图，不禁大吃一惊，痛哭流涕。

汉元帝的仁柔形象只是表象，事实上他的政治智慧并不出众。长年担任太子的他，早已对朝堂上的事物一无所知，这也正是汉宣帝对他进行批评的原因。

大多数时间里，汉元帝沉浸于宫廷生活，宫中侍女多得数不胜数，以至于汉元帝无法一一辨认。为了应对这一困境，汉元帝不得不让画师为每一位侍女画一幅画像。然而，有些侍女通过贿赂画师，将自己画得更加美丽，而王昭君则因未能贿赂画师，被故意画成丑陋，最终被送往塞外与匈奴和亲。随着侍女数量的增加，宫廷开支也急剧上升。

由于与外朝疏远，汉元帝的政治大权逐渐被宦官掌控。汉元帝去世后，汉成帝即位。刚登基的汉成帝，不能容忍石显继续掌握重权，而他唯一能够依赖的便是母亲王太后的娘家势力。石显最终被王氏家族打败，但权力依旧未能回到皇帝手中，而是落到了王家之中，王氏家族五子同时封侯，地位如日中天。

帝国政治的命运

汉成帝去世时未留下子嗣，王太后便选定了汉哀帝刘欣继位。汉哀帝即位后，因董贤的宠爱而声名远播，甚至与董贤有了亲密的关系。汉哀帝在病重时，想让自己的袖子覆盖住董贤，但因不忍惊醒董贤，竟亲手割下了自己的袖子。董贤很快成为了大司马，这一切体现了汉哀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

然而，汉哀帝的统治并未持续太久，他年仅二十五岁便去世，汉平帝继位，年仅九岁。正如西汉政治的命运，继位年纪不断降低，统治时间也越来越短，想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变革几乎不可能。

西汉的积弊深重，若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根本无法化解这些问题。桑弘羊时期设立的财政机制依然压榨民间资源，将其集中到中央。而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人被迫将土地卖给地主，变成佃农或甚至奴隶。

如今，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停止过度的敛财，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然而，连续数任软弱无力的帝王无法为变革提供足够的力量。农民的承受能力已到极限，若不及时阻止这种趋势，帝国终将无法存续。

西汉的灭亡，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性缺陷，积重难返。不断增加的压力导致农业生产崩溃，无法生存的人们只能起义反抗。这便是帝国政治的命运。

王莽的背景

西汉的崩溃也为王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王莽出身外戚王家，他的父亲早逝，家族的政治地位不高，但王莽凭借个人的才智和坚韧不拔的品格，在王家众多成员中脱颖而出。王莽的父亲去世后，他被王政君收养，并通过刻苦读书为自己打下了基础。

王莽家族的生活并不奢华，他过着简朴的生活，特别是对儒家价值观有着深厚的信仰。他坚决反对奴婢的买卖，反对土地兼并，主张社会的公平与道德，这使得他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当王莽担任大司马时，他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最终未能真正实施，但他依然借此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尊敬。在朝廷内部，王莽的名声愈加响亮，甚至成为了儒家的领袖。 王莽的政治手段并非单纯依靠外戚身份，他凭借深厚的经学造诣，成功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通过与刘歆的交往，王莽进一步得到了古文经学的支持，这为他的政治生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尚书大传》和《周礼》两部经典中，王莽看到了周公辅佐周成王的历史，这为他提供了理论支持，帮助他顺利从辅政身份跃升为皇帝身份。 这一切为王莽后来的称帝之路铺平了道路。在汉平帝病重时，王莽依照请以身代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从摄皇帝到真皇帝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