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贵族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几乎无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任何交集，唯一能接触到的贵族，或许只能通过海外的新闻报道来了解。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尤其是晋朝时期，却能发现，那个时代确实存在着一群拥有巨大利益和权力的贵族——他们就是门阀士族。这些士族的力量庞大，派系错综复杂，甚至将本应属于君主的权力一分为二，垄断了当时的朝政，形成了一个名义上是君王，实质上是士族的政体结构。

晋朝的特殊君主观念，恰恰就是这一局面深刻反映的结果。最初，曹丕为了解决察举制的弊端，听从陈群的建议，创立了九品中正制，目的是以人的品性高低来选拔人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门阀士族逐渐垄断了这一选拔制度，甚至将其变成了自己扩大势力的工具。在晋朝的后期，九品中正制不再是选拔人才的公正手段，而成了士族扩张权力的手段：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这种情况使得晋朝的政治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士族逐渐成为了真正的权力中心。

虽然晋武帝刚继位时，曾一度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他最终也未能脱离士族的影响，反而成为了他们的支持者。士族不仅能随心所欲地占据土地、控制人口，积累财富，甚至能够将官职世袭，使得门阀士族成为了实打实的特权阶级。如果说最初的门阀士族还对皇室保持一定的敬畏，那么到了东晋时期，这种敬畏之心几乎完全消失，士族们甚至开始主动越过皇帝，直接掌控朝政。

以琅琊王氏为例，王导不仅根据个人偏好随意任命官员，甚至提出名士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更加肆意地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属，形成了强大的集团，俨然把皇帝置于一旁。时至今日，司马氏作为皇族，更多的是成为了名义上的象征，实际的权力早已落入士族手中，皇帝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傀儡。

虽然士族在实际掌握朝政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推翻司马氏的皇位。原因一方面在于清君侧始终是一种借口，若发动叛乱，恐怕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与反感；另一方面，士族们更愿意利用皇帝来掌控其他士族的势力。因此，尽管司马氏难以恢复真正的权力，但他们清楚士族对于保住皇帝这一象征性权威的顾虑，所以始终没有轻易放松对皇帝职位的控制，君王为名、士族为实的政治格局也因此形成。

士族的强大，也带来了晋朝政治的腐败和黑暗。无论士族成员是否具备真正的才能，只要是世家出身，他们就能够安然入朝为官，即使腐败也能毫发无损。更为严重的是，士族的权力垄断压迫了普通平民的上升空间，使得真正有才华的人无法得到任用，从而加剧了腐化的局面。士族们的特权使得整个朝廷变得愈发腐败无能，民众的生活也因此更加艰难。 晋朝的君主观念并非一朝一夕的结果，它与历史的积淀、社会的演变息息相关。早在两汉时期，士族就因察举制的推行而初露端倪。到了东汉末年，这一现象愈加严重。尽管三国时期的战乱导致了社会阶级的重组，士族的势力依旧未曾动摇。曹操虽然出身并不显赫，饱受士族的轻视，但他深知争取士族支持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拉拢他们。

然而，晋朝的建立并非顺风顺水，更多的是通过篡位获得的政权，这一背景使得许多忠于曹氏的士族成员不愿为司马氏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氏不得不更加依赖士族的支持，士族的势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依赖关系，实际上让晋朝士族的强大成为了前朝政治失误的结果，而东晋则成了这一历史悲剧的继承者。 此外，战乱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马氏的实力。西晋初期，尽管士族们的势力逐渐增强，但司马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直到八王之乱爆发，皇族内讧导致了司马氏内部的极大削弱。继而永嘉之乱爆发，少数民族的入侵更是直接导致西晋的灭亡，司马氏虽然得以勉强延续，但朝政早已完全被士族垄断。 值得一提的是，士族的成功不仅仅是源于机遇，更多的还是由于他们过人的才能与手段。以王氏为例，王导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不仅能敏锐地抓住时局，借助司马氏继续作为天下共主来维护王氏的利益，而且他还成功安抚了北方士族，提升了南方士族的地位，最终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使王导和司马睿后来关系破裂，但王氏的势力已经得到巩固，东晋的政治格局也因此稳固了下来。 如果这些世家大族没有足够的能人和手段，那么即便原本的基础再强，也难以保持长久的权力。显然，王氏与谢氏在这一点上的表现非常突出，才让他们在东晋历史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晋朝特殊的政治格局与其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最大的根源还是其自身的政策失误。晋武帝封王的初衷是为了确保皇族的强大，然而却间接导致了权力的极度分散，最终形成了士族垄断朝政的局面，司马氏也成为了一个傀儡皇帝。 虽然晋朝的这种特殊君主观念是时代的产物，但它在历史中未曾再度出现，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