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变法，千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评价不一。大致的历史脉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宋神宗的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全力推动变法，并通过变革压制旧党。 2. 宣仁太后元祐时期，司马光执政，全面否定王安石的变法，并对新党进行严厉打压。 3. 宋哲宗亲政的绍圣时期，重用章惇，恢复了大部分新法，继续打击旧党。 4. 宋徽宗继位后，依然重用蔡京等人，延续“绍述新法”，进一步打压旧党，并树立“元祐党人碑”黑名单。 5. 宋高宗南渡后，将靖康之耻和北宋灭亡的责任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彻底否定新法。此后，元朝、明朝、清朝均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 6. 清末的维新志士梁启超为王安石立传，极力塑造其正面形象；同时，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也高度评价了王安石变法，称他为“十一世纪的中国改革家”；新中国的历史教材更是对王安石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分歧巨大，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对王安石几乎是顶礼膜拜，而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则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猛烈批判，认为它无足轻重、毫无价值。

本文并不纠结于变法的好坏与成败，而是试图从史料中分析，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了宋神宗和王安石决定实施这一历史性的变革？ 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宋仁宗时期的治国管理视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然而，奇怪的是，宋仁宗时期并没有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被冠以盛世的称号，似乎和那些真正的“治世”有所差距。更重要的是，仁宗时期的税负沉重，刑法严苛，最多只能算是士大夫们的“美好时光”。如果仁宗时期真的是“臻于郅治”，那么也就不可能会有王安石变法的出现了。毕竟，谁会愿意在一个看似最好的时代，突然冒险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变革，增加不可预知的风险呢？ 这种困惑在王安石年轻时的诗文中，其实就有诸多的暗示。36岁时，王安石担任了“提点江东刑狱”的职务，他曾上书给宋仁宗，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篇奏章中，王安石首先高度赞扬了仁宗皇帝勤政爱民的品格，认为他“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几乎全年无休，恪尽职守。王安石称仁宗皇帝“不喜声色犬马之事，无纤介之蔽”，即使在奢华享乐面前，依旧保持清廉，不被诱惑蒙蔽。仁宗的“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让百姓深感爱戴，而他“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于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说明他能听取贤臣的建议，不受谗言左右。王安石认为，这样的皇帝足以媲美古代的圣君，甚至认为“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王安石所看到的宋朝现实，竟是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局面： 首先是军事的弱势。“顾内则不能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意思是，内部的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则对辽国和西夏等国的交纳“保护费”无力抗拒，这表明宋朝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处于被动地位。 其次，经济困窘。“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百姓在沉重的税负下生活困苦，除了士大夫阶层，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上。王安石曾写道：“市有弃饿婴”，意即市井之中，有饿死的婴儿被遗弃；还有“百室无一盈”，某地百户人家没有一户是富足的，普遍贫困。

更为严重的是风俗败坏。“风俗日以朽坏”，不仅王安石如此言说，连仁宗时期的其他大臣也有类似看法。官员们普遍认为，社会风气腐化，百姓生活困苦，导致犯罪率极高。仁宗时期，全国每年因罪而判处死刑的人数居高不下，远超唐代的“贞观之治”，每年死刑人数超过两千人，和唐朝开元、贞观时数十人的情况相去甚远。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仁宗时期的“治世”实质上存在着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百姓背负沉重的赋税和负担，社会风气败坏，治安状况恶化，整个国家的财政几乎都要用来填补高薪官员和庞大军队的开支。而此时，王安石正年轻气盛，他已经看到了宋朝的衰败趋势。 因此，当仁宗一驾崩，神宗即位后，想要挽救这个日渐衰落的国家，便只能尽快启用“古今不常有”的王安石，依靠他实施变法，通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期望能够扭转颓势，重振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在这个背景下，王安石的变法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变革，它实际上是一场力挽狂澜的斗争，是王安石在目睹国家衰败的情况下，决定通过一系列大胆的措施来恢复宋朝的活力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