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的重臣，曾国藩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挑战。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书中提到过四次让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这些事例足以让人看到，他每一步的前行，都充满了无奈与谨慎。他的一生，仿佛在清廷的重重疑虑与困境中艰难前行，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曾国藩与慈禧太后的博弈，更是他命运中的一场复杂较量。古话说伴君如伴虎，这句话道出了他与慈禧之间微妙的关系——一步错，满盘皆输。

曾国藩在达到了权力巅峰时，情商同样需要非常高，因为他所面临的，是那个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太后。自1644年清朝建立以来，满汉之间的矛盾便一直存在，这种矛盾的根源无非是对权力的争夺。满清贵族为了维护大清的江山，始终对汉人心怀戒备，尤其是在政权与军权这两大核心领域。湘军和淮军为清廷鞍前马后，然而却依旧被当作威胁，甚至曾有过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感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

从曾国藩的角度来看，他一生忠于皇朝，出身封建地主家庭的他，始终坚持着礼教传统与封建秩序，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心态更加专注于稳定社会秩序与维护大清的统治。曾国藩在支持清朝的过程中，尽管承受了多次侮辱与不公待遇，却总是反思自己，时常寻找自我原因。尽管如此，他的忠诚始终未曾改变。不可否认，曾国藩始终无法摆脱清廷的怀疑，而这种怀疑让他既无奈又无路可退。

对于曾国藩而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便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日子。这段时光，正是他展现忠心与遭受清廷怀疑的最明显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为了帮助清政府维持统治，曾国藩在1853年开始组织团练勇，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南征北战。在这期间，为了扑灭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曾国藩甚至不惜以命相搏。湘军出征后，战局屡有失利，曾国藩一度两次企图自杀，希望能以死表忠。但当时的清政府，却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周围布下了江南与江北的大营，名义上是防备太平军，实际上却是为了掌控湘军的力量。曾国藩聪明地看出了清廷的用意，但他依旧没有改变忠诚之心，尽管内心充满悲伤和失望。

湘军围困天京时，清廷便调派冯子交等人驻守镇江、扬州等地，实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控湘军。然而，曾国藩依然为清朝着想，甚至提出裁撤湘军，并请求让曾国荃回籍休养。这一系列的打击，让曾国藩产生了看透红尘的想法，然而，这一切并未改变他为清朝效力的决心。

慈禧对于曾国藩一直心存戒备，始终想削弱他的权力，尽管如此，曾国藩仍是唯一能够保持清朝统治的关键人物。此时，马新贻的出现无疑加剧了局势的紧张。1865年，太平军几乎被镇压，而马新贻被任命为安徽布政司，驻守合肥，成为了一省的军政大员。仅三年后，马新贻便升任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这一任命，显然是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剥夺曾国藩的权力。然而，马新贻的命运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仅两年后，马新贻便被刺杀身亡。

马新贻的死亡，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曾国藩。南京，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后，曾国荃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攻占，但朝廷对于他的表现并不满意，甚至曾因他未能一举抓住太平天国的首领而训斥过他。更为关键的是，清廷认为太平天国在多年的战斗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曾国藩所报的数额却远低于预期，这让慈禧对他产生了更深的怀疑，认为他并非忠诚老实的人。马新贻上任后，立即开始整顿社会秩序，调查财富分配问题，这无疑成为了湘军的威胁。湘军在这一带有着深厚的根基，马新贻的强龙压猛虎注定是自讨苦吃。

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事件，成为了江宁府的一个震惊大案。张文祥自称为复仇者，并且坚称自己独自犯案，背后没有任何其他支持者。他透露，自己暗中准备了数年，用钢刀和毒液淬火的匕首成功刺杀了马新贻。根据调查，张文祥曾是海盗，与马新贻曾有过深仇，因此可能是为了为死去的兄弟复仇。但这种动机显然无法让所有人信服，特别是马新贻的家属。当地的官员不敢定论，最终将案件上报朝廷。

马新贻的死，背后确实隐藏着复杂的利益与权谋。曾国藩在此案中的角色，虽未被直接证明，但许多人推测他才是幕后主使。即使没有直接证据，曾国藩也因为这次事件的受益，成为了众人猜疑的对象。直到今天，这一事件依然是晚清四大奇案之一，关于刺马案的讨论不断升温，成为了清朝末年历史的一个重要象征。 曾国藩一生的故事，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他是清朝的忠臣，尽管受尽侮辱和不公，他始终不改对清朝的忠诚。无论是与慈禧的斗争，还是在后期的命运中，他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国家的稳固和朝廷的延续，他做出了无数牺牲。尽管他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最终却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