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三年，一代雄主李世民在弥留之际，他想杀的不是那个日后翻天覆地的武则天，也不是战功赫赫的军神李靖，而是另一个人：

这个人的存在让他夜不能寐，思来想去，最终设下了一个足以要命的局。

这个让太宗皇帝临终前都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李勣，他为何让李世民如此忌惮？

一介降将，凭什么走到权力核心

李勣[jì]，原名徐世勣，字懋（mào）功，后赐姓李，这个人的出身，说起来其实挺复杂的。

他最早不是李唐的人，而是瓦岗寨的将领，跟着李密混饭吃。

瓦岗军鼎盛时期称雄中原，聚集了不少能人，李勣就是其中一个。后来李密兵败，手下那些人各奔前程，李勣选择了归降李唐。

这一步走得很有意思。

他归降的时候，把原来管辖的地盘和兵马清清楚楚地造了册子送到长安，没有趁机捞好处，没有漫天要价，甚至连直接向朝廷投降的动作都没做：

他先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当时还在抵抗的原主公李密，让李密去做"献地归唐"这个动作，自己退到幕后。

这个细节被李渊看在眼里，觉得此人重情重义，不是那种翻脸无情的势利之人。

于是李勣不仅没有受到猜忌，反而很快得到了重用，还被赐了李姓，从此叫李勣，而不是原来的徐世勣。

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之后，李勣的军事才能彻底显露出来。

他作战稳健，不冒进，懂得保存实力，又擅长把握战机。

每次打仗，他很少出现翻车的情况，这在那个年代的将领里算是相当难得的特质。

贞观年间，他与李靖联手出击东突厥，直接拿下了颉利可汗，这一仗奠定了大唐北方数十年的安宁。

后来他又独当一面，北征薛延陀，把漠北一带打得服服帖帖，整个北方边境的局面因为这两场仗彻底稳定下来。

战功一件接着一件，地位一步接着一步往上走，李勣在李世民朝的地位越来越高，手里的资历和军中威望，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玄武门那天，他选择了装糊涂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夕，李世民私下找过李勣，想让他表态，站到自己这边来。

这个邀请的分量不轻。

当时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李元吉是亲王，李世民虽然功劳最大却始终是秦王，三方之间的矛盾已经快到了爆发的边缘。

谁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对了队，日后自然是从龙之功；要是站错了，那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李勣当时给李世民的回答是"不敢奉命"。

这四个字表面上看很客气，实际上是一种拒绝。

他没有答应李世民，也没有跑去告发李世民，就是把这件事当做没有发生过，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顺利登上皇位。

那些积极参与政变、出了力的人，都得到了封赏，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里有他们的名字。

李勣没参与，自然也就没有拥立之功这一说。

但李勣也没有任何损失。他不在那个功臣名单的最前面，却照样稳稳当当待在朝堂里，继续做他的大将军，继续打他的仗。

很多人觉得他当时的选择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两头都得罪。

其实李勣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在一场胜负未定的权力争夺里，押注的风险永远大于观望。

他那句"不敢奉命"，既没有撕破脸，也留住了自己的退路。

李世民登基之后，对于李勣这种保持中立的态度，心里其实是有数的：此人城府极深，处事滴水不漏，既不结党，也不贪功，手里又有军队，这样的人用起来顺手，但也让人不太放心。

临终前的贬令，藏着皇帝最后的心思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入膏肓，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他开始替太子李治打算。

李治这个人，性子偏软，待人仁厚，缺少那种霸气和手腕，跟李世民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

李世民当时就担心，这样一个儿子继位之后，那些资历深、功劳大的老臣们未必肯真心臣服，尤其是李勣，能力强、威望高，偏偏城府又深，谁也摸不准他心里在想什么。

用这样一个人，是好事；控制不住，那就是麻烦。

李世民躺在病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最后设下了一个局。

他下令把李勣贬出京城，派往偏远之地叠州担任都督。圣旨发下去，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一点暗示，就是一道冷冰冰的贬黜令。

这道旨意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个考题——李勣接到旨意之后怎么做，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

如果他接旨之后立刻动身，连家都不回，那就说明他对皇权没有任何抵触，是个能用的人。

如果他犹豫了、拖延了、甚至有什么小动作，那就说明此人不可托付，必须在自己咽气之前处理掉，免得留给儿子一个烫手的麻烦。

这套逻辑不复杂，但执行起来有一个前提：李勣得看透这个局。

圣旨到了李勣手里，他没有进宫请罪，没有托人说情，也没有回家收拾行李、安顿家小，接旨之后直接骑马出了京城，往叠州的方向去了。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痕迹。

这个举动说明一件事：

李勣把李世民的心思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这道旨意不是真的要惩罚他，而是一次测试，而且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这道测试面前，越快表态、越干脆越好。

任何一秒钟的迟疑，都可能被解读成不忠心，而不忠心在这种时刻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明白。

70岁挂帅，把高句丽打进了历史

李世民驾崩，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

新皇帝登基不久，就把李勣从叠州召了回来，委以重任，拜为尚书左仆射，进入了朝廷权力的核心位置。

父亲临终前的那套安排，李治照单全收，没有折扣。而李勣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他回来之后，继续一贯的风格——不结党、不贪权、不争功，把该干的事干好，把不该管的事绝口不提。

朝廷上那些纷纷扰扰的政治风波，他几乎从来不往里掺和。

武则天的事，他也基本上是装聋作哑，不表态、不阻拦，只管自己分内的事。

真正让他名垂青史的，是那场打了几十年都没打完的高句丽之战。

高句丽这个政权，横亘在东北，一直是大唐的心头之患。

李世民当年亲征都没能把它灭掉，这成了他晚年的一块心病。到了李治在位期间，这件事被重新提上日程。

总章元年，也就是公元668年，李勣已经70岁了。

就是这个年纪，他接下了挂帅出征的任务，统领唐军向高句丽发起最后的攻势。

这一仗打得很扎实。李勣没有急功冒进，一步一步推进，稳扎稳打，把高句丽的防线逐段击破，最终攻入平壤，高句丽灭国。

这个结果，不只是一场军事胜利，还是大唐疆域扩张到极致的一个标志性节点。

从此大唐的版图向东延伸，覆盖了整个朝鲜半岛北部，把前朝未竟之业彻底画上了句号。

李勣在这场战役结束后两年去世，享年76岁，谥号贞武，陪葬昭陵。

一个在乱世里活下来、在宫廷里活下来、在一次次政治风波里活下来的人，最后以将星的身份落幕，走得安稳，走得体面。

一生不站错队、不说错话、不做多余的事，在那个时代能做到这三点，已经比绝大多数人都强了。

而李勣偏偏还顺带着打赢了一堆仗，完成了别人没能完成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厉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