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读历史？用《战国策》里的一句话来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管是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的历史，参与其中的人始终没有改变，书写历史的人也没有改变。这就决定了历史有一种特殊的性质：那就是今人不见旧时月，旧时明月照今人。这句话的意义在于，历史总是在重复，不同的只是人和事物的具体表现形式。

自古以来，成大事的人数不胜数，成为大人物的也有很多，但真正能领悟做人和做事之道的，屈指可数。回想一下，历史上似乎只有三个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张良会做人 在帮助刘邦建立汉朝的众多功臣中，只有张良能够功成身退，安享晚年。想当年，萧何、张良和韩信三人共同辅佐刘邦，创造了汉朝的辉煌。然而，刚刚建立汉朝的刘邦，因身世草根，心中总有一股疑心病，对于自己的功臣们充满了戒备。

萧何，作为汉朝的开国元勋，功勋卓著，但他深知当时的局势，时刻提防刘邦的不信任。为了自保，萧何甚至不惜花钱雇人诬告自己在财务上有问题。刘邦听后责备萧何，说你作为丞相，怎么连这点钱都搞不清楚，但并没有深究下去。因为在刘邦眼中，大臣们如果有贪心，至少说明他们没有野心，这样反而能让他放心。最终，萧何也得以安然度过危机，平安无事。

与萧何不同，张良的做法更显高明。当刘邦欲赏赐张良千户食邑时，张良却坚决拒绝。他非常真诚地说，自己出身韩国贵族，韩国被秦国所灭，自己走上了复仇之路。幸得刘邦，才得以报仇雪恨。张良这种情商极高的做法，恰恰给刘邦留下了极深的好印象。他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反而通过谦逊的言辞，向刘邦展示了自己的忠诚与敬意。刘邦心中大悦，如何舍得对他下手？最终，张良主动要求留侯三百户，并以身体欠佳为由，离开了朝廷，开始云游四海，寻仙问道。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缺乏张良那样的情商，尤其在工作中，往往为了蝇头小利争得你死我活。殊不知，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上司的得力助手。真正的职场高手是这样的人——能够懂得何时低调、何时谦逊，最终赢得上司的青睐和下属的忠诚。 老子会做事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立者，凭借着那本《道德经》，后人已经研究了两千年，依然无法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曾经他是周朝的图书馆长，负责管理庞大的图书资料，博览群书后，老子获得了独特的思想启迪，写下了《道德经》。然而，这个极具智慧的老人并不愿意在周朝朝廷中长久待下去。他骑上青牛，匆忙离开中原，远走函谷关，似乎是要逃离那纷扰的权力漩涡。

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曾广泛搜集各类历史人物的资料，几乎没有遗漏，但对于老子的去向，却始终无法查清，最后只能用莫知其所终来结束。为什么老子会选择远走函谷关？因为他的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他看到了礼乐崩坏，预见了周朝的衰落，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治国理政思想，却无法得到周朝权贵的认同。在那个人人争权夺利的时代，他并不想像其他人一样，通过建立自己的门派或依附权贵来寻求安身立命之地。因此，他选择了远离纷争，寻找一种更加安静的生活。

与老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孔子的经历。孔子非常清楚，处在乱世中的他要脱颖而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他有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他对自己处境的清晰认识。然而，尽管如此，孔子内心依然抱有一丝幻想，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有所成就，最终却在四处奔波中以惶惶如丧家之犬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历史告诉我们，面对那些与自己理念完全不合的人，最明智的选择是远离，而非试图去说服。老子正是洞察了这个道理，宁愿选择独自一人，与世隔绝，远离所有纷争，以保全自己。 司马徽成精了 三国时期的司马徽，外号水镜先生，外号虽然有些滑稽，但司马徽是真正的深藏不露之人。拥有一双慧眼的他，曾为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庞统等人才，正因为如此，《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极高，称其为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 然而，司马徽的真正高明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识人之智。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做人做事的深刻理解。传说，司马徽从不对任何人做评价。每当别人询问他对某人的看法时，他总是简单地回答：很好，这个人非常好。他明白，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许多事情是无法预见的。即使一个人看似出类拔萃，也可能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最终跌入深渊。 司马徽的这种高明处世之道，是大智慧的体现。在那个乱世纷争的时代，他深知，争斗无法解决一切，最终的赢家未必是最聪明的人，而是那些懂得如何回避纷争、保持清静的人。正如司马徽所做的，远离政治漩涡，做一个世外高人。 然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荣华富贵和名利地位才是最难割舍的东西。若非经过深思熟虑，谁能轻易选择放弃所有，归隐田园，过上清贫的生活呢？但如果有人能够像司马徽那样洒脱，远离权力斗争，安享一生，那也是一种至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