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顾炎武：明朝苏州府只有真定府五分之一，田赋却是20倍_历史故事

原创顾炎武：明朝苏州府只有真定府五分之一，田赋却是20倍

迪丽瓦拉

2026-02-26 18: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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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真定府的辖区包括5个州和27个县，而苏州府则仅有1个州和7个县，真定府的面积和辖区数量是苏州府的近5倍。然而，苏州府的赋税额却是真定府的20倍，达到203万8000石，而真定府仅需承担10万6000石的税额。顾炎武对这个巨大的差异感到疑惑不解。他提出，或许是南北差异导致了赋税的悬殊差距。可是，经过深入分析，他发现这一点并不能解释问题。即使是同在北方，河间府和登州府的差距依然非常显著。河间府虽有2州16县，经济更为富裕，但其赋税仅为6.1万石，而登州府的赋税却高达23.5万石。顾炎武的思考进一步延伸，他开始怀疑，这是否与省与省之间的差异有关。

在明朝，有南北两个直隶京师，以及13个布政使司，可以说当时中国有15个省级行政单位。即便在同一个省，不同府的赋税也有天壤之别。以汉中府和临洮府为例，汉中府富饶，辖有2州14县，但赋税仅为3万石，而临洮府的赋税却达到4.4万石。顾炎武继续探讨，是否因为历史的因素，像唐朝的行政区划不在同一个道，才产生了如此不同的赋税负担。例如，顺庆府和保宁府历史上曾同属一个道，然而顺庆府的赋税高达7.5万石，而保宁府则仅为2万石。顾炎武此时完全迷惑了，似乎每种可能的原因都不成立。经过更深的研究，他逐渐对江南地区的赋税情况感到震惊。顾炎武回忆道，早在唐朝时期，韩愈就曾说过：天下赋税，江南占十分之九。而到了明朝，苏州、松江（包括上海）、常州（包括无锡）、嘉兴、湖州等5府，几乎承担了江南赋税的90%。虽然他强调这话有些夸张，但从历史的统计数据来看，这个情况并非空穴来风。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全国赋税总额为2943万石，而苏州府的税额达289万石，松江府121万石，常州府55万石，三府共占全国税额的15.8%。其中，苏州府只有1府7县，土地面积9.65万顷，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1%，却承担了接近全国10%的赋税，几乎是全国平均的十倍之多。顾炎武不禁感慨，难怪作为昆山人，他一直身体瘦弱。

然而，顾炎武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历史，才发现明朝以前，江南地区的赋税并非如此沉重。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征收的赋税仅为每亩3斗。到了北宋，赵光义吞并吴越后，发现江南赋税过重，便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降低了赋税至每亩1斗。这一举措与宋朝的商业繁荣密不可分，因为宋朝基本不依赖田赋作为财政收入。到了元朝，江南的赋税甚至比宋代还要轻，最高仅为每亩上田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远低于明朝的税负。顾炎武的研究让他对元朝的统治者产生了些许好感，至少他们没有像朱元璋那样过度压榨百姓。到了明朝，尤其是朱元璋执政时期，苏州、松江一带的赋税却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每亩田地的税负从四五斗，甚至高达一石以上，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重税政策使得许多百姓无法忍受，只能选择卖儿鬻女或逃亡，甚至苏、松二府的百姓因赋税沉重而流离失所的现象屡见不鲜。顾炎武对这种压榨无比愤怒，他深知，这些地区的民众早已身心疲惫，而朱元璋的苛税政策则成为了他们最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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