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对于反腐斗争的决心可谓毫不妥协,甚至不惜动员整个社会力量,广泛地发动民众参与其中,借此来挑战腐败的官僚阶层。洪武时期,朱元璋曾在《大诰》中直言:我设立各级官员的初衷,乃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百姓,然而,现实却让我失望至极。几乎所有的官员,一旦上任便与地方官吏、土豪勾结,压榨百姓,为了个人利益肆意横行。我为百姓辛苦当了十九年皇帝,却没有见过一个真正为民着想的官员。所以,现在,我必须依靠你们这些有德行的老人,以及那些见义勇为的豪杰,来共同治理地方。 朱元璋此言显然表达了对官员的失望与愤怒,而他对普通百姓的信任与寄望也随之而来。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局面,朱元璋决定通过广泛发动百姓来进行监督,打破官民之间的界限,让平民阶层也能拥有直接举报权。他在洪武十八年下令:百姓可以直接向皇帝举报官员的违法行为,而后皇帝会根据这些意见,给予官员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具体来说,如果省级及以下的官员为民所不齿,百姓可以召集乡里的德高望重的老人,组织起来联名举报,将腐败官员告到京城。如果遇到清廉的官员,百姓同样可以向朝廷报备。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更进一步扩大了百姓的权力。他明确宣称,若官员在断案时徇私枉法,冤屈的百姓可以带着亲戚朋友,直接冲进衙门将官员捉拿,并将其押送至京城。对于这一过程,他规定:若有官员敢阻拦,必诛其全家。无论百姓是否有通行证,任何阻挡的行为都将被严惩,甚至判死刑。这一举措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空前的记录,百姓有了直接通过行动来挑战官僚阶层的机会,这种变革前所未有,极具象征意义。 但现实往往与朱元璋的理想背道而驰。尽管他高喊着要赋予百姓权力,却发现,长期以来的传统与习惯让平民阶层很难迈出反抗官员的第一步。中国古代,百姓长期处于官僚的压迫之下,习惯了低头顺从,突然要求他们站起来反抗这种深植骨髓的权威,显然是一件困难至极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并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强制推动社会变革。 他采取了铁血手段,严惩那些未能按照他的指令捉拿腐败官员的市民。洪武十九年,镇江的韦栋是一个典型的贪官,作恶多端,却没有受到百姓的监督。朱元璋感到极度失望,最终决定亲自出手,找到了这个贪官。在此之后,镇江的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些被罚去筑城,有些被罚没了家产,甚至有的直接被判处死刑。与此同时,那些敢于行动、捉拿贪官的百姓却受到了极大的奖励。比如常熟县的陈寿六,他与弟弟、外甥一起将顾英这一贪官捉拿,并送到了南京。朱元璋对他们的行为大加赞赏,赏赐了大量钞票,并免去了三年差役,甚至下令保护他们,若有人敢打击报复,定全家满门抄斩。 这一系列严格的措施,最终让朱元璋的设想变成了现实。百姓开始主动出击,捉拿官员。在南京通往各地的道路上,时常可以看到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押着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走在前往京城的路上。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如今不得不低头求饶,恳求百姓放过自己。有一位县里的主簿,甚至跪在百姓面前,恳求他们饶命。他低声哀求:我十四岁便开始读书,辛辛苦苦才有了今天的职位,求你们放我一马,别断送了我的前程。朱元璋对此十分得意,他看到亲戚之间的相互举报,甚至父母举报自己的子女,他不禁自豪地说: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在这一时期,社会气氛的变革无疑让他感到满意,民间举报官员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在亲情面前,法律也开始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过于激进的改革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朱元璋以暴力和屠杀为手段推进改革,导致了许多冤屈案件的发生。有人因举报而丧命,也有一些冤假错案让无辜者成为替罪羊。洪武时期,曾有一位大臣滕德懋,被指控贪污,最终遭到处死。死后,朱元璋亲自命人剖开其肚子,查看是否有贪污的证据,但最终发现他肚中仅有些粗粮草菜。朱元璋感叹道:原来是个大清官!即使如此,他依然认为,为了实现天下无贪的目标,冤死几个人也是无法避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