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本质是人的竞争，“投资于人”才是决定大国竞争成败的根本之道。

2035年，中国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中国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将超过美国人口总和。

一、人多是基础

世人总嘲笑法国二战投降快，却不知，一战前，法国总人口3980万，打完一战，法国损失了约140万军人，占适龄男性的27%，另有420万人伤残，整整一代青年人被摧毁，再打二战，法国年轻人就没了。

俄罗斯还是大国吗？其实已经不是了，俄罗斯现有人口1.43亿，比1914年的沙俄还少3500万人，一战、沙俄内战、二战损失了6000万人，相当于1914年人口基数的三分之一，苏联解体后，又带走了精华区的1.5亿人，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的提高，俄罗斯女人的生育率跌至1.41，低于人口正常循环所需的2.1，俄罗斯政府提高补贴、延长产假、颁授“英雄母亲”称号都无法提高生育率。

没有足够人口，就无法形成工业体系，苏联总也解决不了轻工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展了重工业，就没有足够的产业工人去搞轻工业。

现在的俄罗斯最大的硬伤就是人口太少，而要守卫的国土又太大，它不解决人口增长问题，国土是守不住的。

抗战，我们伤亡3500万人，但我们的人口基数足够大，有4.5亿，伤亡占总人口的比例不到8%，所以，我们能够快速恢复，后来人口增长太快了，还不得不采取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目前也面临出生率的困境，但我们基数大，还有时间调整，“十五五”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列入重要工作内容，就是要系统性解决人口更新难题。

人口规模是大国竞争的基础，没有人，人均GDP再高也没用。

李家坡一脚油门就下海了，人均GDP再高也要看人脸色；

德国、法国人口不过亿，俄罗斯人就不怕；

只有德法俄合体，人口有3亿，才有资格参与大国竞争，而这是中美都不愿意见到的，美国炸北溪管道，不是要弄死俄罗斯，而是防止德法俄合流。

人口规模大究竟有啥好处呢？

一是战略承受力，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起伏，但总能起死回生，人口规模是重要的基础。即使三国那样的人口低谷期，相比于游牧民族，那也是碾压性的优势。

美国搞生物战，就是想清除中国的人口，好多人抱怨封城的不便，但那是有人要让我们亡国灭种，国家不惜一切代价才保住了中华血脉，未来，美国人还会搞，国家让你打疫苗时，别犹豫，要以最快速度建立起群体防疫。

二是全产业链，从高铁、特高压到5G、新能源，很多需要前期巨额投入、依赖规模化摊薄成本的战略性产业，只有在中国这样的统一大市场中才具备商业可行性与持续迭代升级的动力。

三是巨大的内需市场，在巴统封锁中国的年代，我们是很痛苦的，但凭借巨大的内需市场，我们仍然建立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骨架，美国的关税大棒对中国无效，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内循环成了我们的中流砥柱，甚至我们可以反杀，爷不卖了。

中国凭借超过14亿的庞大且统一的人口规模，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战略纵深。这不仅是经济循环的“压舱石”，更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稳定器”。

印度虽然有人口规模，但受制于人口质量，人口规模的潜力想要释放仍有漫漫征程；

美国人口规模尚可，但其人口依赖外部输入，“斩杀线”的存在使其人口更新太快，没有国家共识，国际人才有了好去处，美国就会面临人才枯竭，牢A讲的“拐老教授”是一招高手棋；

俄罗斯和日本的人口规模则面临萎缩困境，再找不到解决人口更新的办法，国家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伊斯兰教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最近10年，人口增速是基督教的3倍，枪炮打不赢，就用子宫打赢，这也是一种策略。

人口规模是基础，但仅有规模不足以赢得竞争，必须与质量提升相结合，这是印度的核心问题。

二、人才是关键

疫情期间，中国疫苗为何能五个技术路径同时研发？

日本为何总是点错科技树？

韩国朴正熙为何必须扶持财阀，为何只能搞几大产业？

欧盟是发达经济体的集合，为何搞不定航天？

这就是人口的第二个维度：在人口规模基础上的人口质量。

比如，载人航天工程有2000多万个技术节点，既需要解决理论问题，还要有海量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把它造出来，这需要体系化的产业配套能力，造出来后，还要调试、监测、运营和维护，这不是中小国家能玩的。

有些国家总人口都不到2000万，即使人均大神，也搞不定如此复杂的科技系统工程。因为，即使是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你能抽调的兵员一般也不会高于总人口的10%，如果高于这个数字，国家运转就瘫痪了，处于全员战争阶段了，地也不种了，社会管理也放弃了，民生保障也不要了，一切为了战争。

国际空间站于1993年由美国、俄罗斯、11个欧洲航天局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日本、加拿大和巴西共16个国家联合建造，集合了所有发达国家。

中国能独立完成这一系统工程，大家就知道我们在组织、资金、技术、人才、统筹等诸多领域的深厚功力了。关键是，老百姓感觉不到搞载人航天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影响。

2025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3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5亿人，总人口达到2.5亿人的国家全世界只有5个。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46万人，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60.8%，进入普及化阶段。

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未来几年将在1600万到1700万人的水平上“迎峰”。

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1079.7万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这种以“亿”为单位的高素质人才储备，使得中国能够同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新能源、商业航天等多个前沿领域部署大规模研发力量，承受必要的试错成本，形成系统性的“创新洪流”。

小国才做选择题，大国全都要，不放过任何一种技术路径，这是中国才有的底气。

在人口质量维度，美国依靠霸权吸引全球人才，霸权一丢，一切归零。牢A一句“斩杀线”将会使大量中国人才打退堂鼓，大量国际人才也正转向中国；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式升级，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在人才质量指标上，韩国、加拿大、瑞典位列全球前三。但人口规模受限，只能在特定领域寻求一席之地。

印度、印尼则受困于人口质量瓶颈。印度大量人口缺乏现代经济所需的技能。印度尼西亚面临女性教育水平相对偏低等结构性制约。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因无法就业反而会转化为社会负担。

未来的竞争，将是人口规模与质量乘积的竞争。中国每年上千万的高校毕业生和2.5亿高等教育人口存量，正将其规模和质量优势转化为难以匹敌的整体势能。

当然，我们也会非常内卷，但也可以出去卷，你在国内可能不咋地，出去了，你就是高级人才。现在很多中国工人在非洲、东南亚乐不思蜀，一个月几百块钱就能雇个女保姆或者男保镖，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爽，不过，不要舍不得TT钱。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人身份将会非常值钱，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人会加速走向全世界。

三、老龄化难题

全球各国正面临老龄化、少子化与区域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38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365万人。预计2031年老龄化率将达20.2%，进入“超高龄社会”。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仍保持在8.5亿以上的巨大规模，呈现“老龄化加深”与“劳动力资源依然充沛”并存的复杂图景。

为应对这种挑战，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推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建立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2025年7月，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正式实施，为每个新生儿提供直至3周岁的现金补贴。在区域结构上，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人口持续向城市群和东部地区集聚，同时通过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战略，力求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在人口结构维度上，中国正处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同时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关键期。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是宝贵的时间窗口，但必须与时间赛跑，在老龄化高峰到来前完成产业升级和财富积累。

日本、德国的老龄化困境是前车之鉴，印度则需要尽快实现“人口红利”的套利和积累。

俄罗斯的人口结构危机最为严峻，面临少子化、高死亡率、性别失衡等多重问题叠加的状况，导致人口自然减少持续，适龄劳动力储备萎缩，对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构成根本性威胁。

健康的人口结构是流动的平衡，需要前瞻性的政策引导和系统性的社会支持。

四、生育率困境

全球普遍的低生育率趋势，正引发各国对人口未来的深刻忧虑与政策竞赛。

中国正面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严峻形势。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比近十年高峰的2016年下降了一半还多。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极低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预测，若生育率保持1.05不变，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27年跌破14亿，2050年降至11.88亿。

对此，中国已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列为“十五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政策体系从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文化支持四个维度全面发力：

经济上，实施全国性育儿补贴，2025年起每个新生儿每年可获3600元补贴直至3周岁；

时间上，落实并优化产假、育儿假制度；

服务上，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构建“社区嵌入式托育+托幼一体化”网络；

文化上，倡导积极婚育观，将婚育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这些举措旨在系统性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重塑生育友好型社会。

韩国总和生育率长期全球垫底，2023年曾降至0.72的极端水平。

新加坡同样面临超低生育率困扰。

两国政府推出了堪称全球最慷慨的生育激励套餐，包括高额现金奖励、大幅延长带薪产假、优先分配公共住房、补贴辅助生殖费用等。

然而，这些经济激励措施在扭转生育率颓势上效果有限，表明低生育率是深嵌于现代社会结构、性别观念、职业竞争与生活方式中的复杂问题，非单纯经济手段所能解决。

瑞典和法国通过“组合拳”政策，在发达国家中维持了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其政策核心包括：

质优价廉的普惠托育服务；

鼓励男性承担育儿责任的“父亲配额”产假制度；

完善的儿童津贴和家庭税收优惠；

以及支持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社会文化。

这些经验表明，构建性别平等、支持家庭、儿童友好的整体社会环境，对于维持适度生育水平至关重要。

印度和部分非洲国家仍保持较高生育率，为其带来了年轻的人口结构和潜在增长动力。但这些国家同时面临将高生育率转化为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巨大压力。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其生育率也必将经历下降过程，如何平稳过渡，是它们未来需要面对的课题。

在人口更新维度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陷入了低生育率困境，这是现代化进程伴生的普遍挑战。

中国的应对具有系统性、高强度和国家战略驱动的特征，旨在避免重蹈日韩覆辙。然而，提升生育率是一场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其成效需要长期观察。

人口更新是文明的“根”，根弱则树危，维持代际更替的平衡是任何大国无法回避的难题。

我相信，只要一个问题能摆到政治局的桌子上，就一定会解决。

五、人才争夺战

历史上，中国是重要的人才输出国。但近年来，随着国力增强和发展机会增多，中国正成为全球人才的新兴目的地。

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明显，2020年开始，留学回国人数首次超过出国人数，2021年，突破百万。

2025年，中国流入3.25万名顶尖科研人才，超越美国2005年的流入峰值，其中41%为华裔，59%为非华裔。

这表明中国正从“人才回流”进入“人才汇集”的新阶段，开始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非华裔顶尖人才。

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人才的汇集地。其顶尖大学、科研机构、创新生态和资本市场，对全球高端人才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美国拥有5240万国际移民，是全球最大移民目的地国。然而，其人才政策受国内政治极化影响，呈现波动和收紧趋势。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强签证审查、拟议废除教育部等举措，增加了国际人才赴美的不确定性和顾虑。

德国通过《技术移民法》及修订，为非欧盟技术人才开辟绿色通道，精准吸引制造业、IT等领域紧缺人才。

加拿大利用“快速通道”移民系统，优先吸纳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背景的高技能人才，与美国形成北美“人才双极”。

这些国家通过制度化、透明化的移民政策，在特定领域构建了强大的人才竞争力。

阿联酋凭借免税收入、黄金签证等政策，成为中东地区的人才汇集地。

新加坡则以高薪、优越的商业环境和生活质量，吸引亚洲乃至全球的高端金融、科技和管理人才。

它们作为区域人才枢纽，通过高度开放和优越的待遇，在全球化人才竞争中占据了独特生态位。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之一，面临严重的人才外流。2025年数据显示，印度面临95346人的巨额人才净流失。为应对此挑战，印度正通过改革高等教育、放宽外国高校设立分校限制、改善国内创新环境等方式，试图留住本土人才并吸引海外印裔回流。

在人才争夺维度，美国仍是全球人才汇聚的传统中心，但光环有所褪色；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为新兴全球人才枢纽，从“人才回流”迈向“全球引才”；

德国、加拿大等国以精准策略见长；阿联酋、新加坡是区域枢纽典范；印度则仍在努力扭转失血局面。

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快速增长的科研平台，正将其转化为对全球智力资源的强大磁场。

大家在争论谷爱陵，其实没必要，即使没有华人身份，我们也欢迎，韩国的速滑运动员林孝埈，美国的花滑运动员朱易，还有众多的外国顶级教练都在为中国体育事业作贡献，吸引全球各领域的顶级人才为我所用，这是中美竞争的重要一环。

六、以人的全面发展赢得未来百年竞争

大国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是人力资本综合实力的竞争。

中国正在走一条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道路——在超大规模人口基数上，同步实现普遍教育的高质量普及、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国际人才吸引力的快速跃升。

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进入全球前十。

这背后是2.5亿高等教育人口、每年超千万高校毕业生提供的智力支撑。

中国拥有将“规模优势”与“质量提升”相结合、将“内部培养”与“全球引才”相协同的独特战略条件。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列为重大任务，标志着“投资于人”已上升为国家核心战略。

人，才是大国竞争的关键。在知识经济与智能革命的时代，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培育、集聚并赋能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国家，终将在历史的星河中璀璨闪耀，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航向。

中国，正以其前所未有的决心与规模，投身于这场关于人的系统性投资，其成败得失，不仅关乎自身命运，亦将深刻影响世界的格局与未来。

来源： 鼠妈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