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驻守朝鲜咸镜北道的人民军第六军团，人数约5万，在政委李镇淑的密谋下，企图发动武装叛变。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来得到了黄长烨的证实，黄长烨当时是朝鲜的二号人物，后来叛逃到韩国。那时，朝鲜人民军实行的是双首长制，即团长负责军事事务，而政委则管理其他事务，类似东方大国的做法。按照常规，团长负责指挥，政委则主要负责生活方面的管理，但第六军团的情况却不同。政委李镇淑在军团内权力极大，几乎是独揽大权，军团长金永春大将刚到任时，尚未能完全掌控整个军团。事实上，第六军团的大部分军官，几乎都与李镇淑有着深厚的关系，政委在军团内的权力可见一斑。因此，李镇淑的一句话，便能左右军团的运作。

然而，李镇淑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军团内，他还与驻地咸镜北道的党书记结成了利益同盟，联合反抗金氏政权。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李镇淑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开始准备叛变计划。而且，李镇淑还秘密与韩国军方接触，韩国总统金泳三甚至承诺，如果叛变行动发生时，会派兵提供支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金氏政权的反应异常迅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扼杀了这一阴谋，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政变。那么，为什么金泳三要在朝鲜第六军团叛变的关键时刻插手干预呢？

朝鲜在90年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百年大饥荒，民众苦不堪言。政府号召全体国民参与苦难的行军，要求大家勒紧裤腰带，过着几乎没有粮食的艰难生活。尽管朝鲜人民坚持以吃草的精神度日，仍有大量民众饿死。不同的说法指出，饿死的人数至少有33万，也有人说接近百万人。甚至朝鲜最为优先供应的军工部门，也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整个国家的情况可以说极其严峻，饿殍遍野，哀鸿遍野。为了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要求每个国民每月向国家上缴四公斤粮食，连高层官员也未能幸免。比如，当时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劳动党书记黄长烨，虽然位高权重，每月仍要上交200公斤粮食。

在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民众疾苦的情况下，朝鲜的高层被迫做出让步，允许军队采取自救措施。于是，军队开始自给自足，开展经营活动，诸如养猪、养鱼、养鸡、开矿、办林场等，目的就是通过销售这些产品来筹集资金，用于购买军粮、枪炮以及其他军事物资。第六军团也参与了这些经营活动，而且因为驻地靠近中俄边境，地理条件优越，军团不仅做这些生意，还开始搞外贸。同时，第六军团掌握着大量的铜矿和金矿，赚钱赚得盆满钵满，但随之而来的是贪污腐败问题。一些军官被外部情报机构收买，泄露了大量的机密资料，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任何军队，一旦既掌握了枪杆子，又控制了财权，就意味着他们具备了发动叛变的资本。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军队叛变的根源，都与他们握有军权和经济资源有关。朝鲜第六军团的情况与此类似。自从开始自营生意以来，军团逐渐形成了与国家争利，与民争利的局面，政委李镇淑及其手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密谋发动政变。在确保叛变计划顺利进行的同时，李镇淑还与韩国方面秘密联络，准备获得外援支援。

然而，尽管朝鲜的粮食危机已经达到极点，金正日依然没有放弃对核武器的研发。金正日曾说过，朝鲜可能没有糖果可以生存，但没有子弹就无法存活。因此，朝韩两国始终互相对立，敌意不曾消退。韩国方面深知，若朝鲜成功研发出核武器，南北之间的军事平衡将被彻底打破。为了制衡朝鲜，同时制造朝鲜内部的混乱，韩国总统金泳三承诺，在必要时，将提供军事援助给第六军团。

这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当时，朝鲜的军事情报系统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按理说，第六军团的叛变行动不可能瞒过朝鲜高层。那么，为什么军方没有及时上报这一情况，甚至连驻地党书记都参与其中呢？这背后，显然存在着人心向背的问题。在当时大饥荒肆虐、粮食匮乏的环境下，忠诚和道德显得格外苍白。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所说：道德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当人们吃饱了饭，才会去思考那些问题。面对吃不上饭的困境，人们的首要任务往往是求生存，而忠诚则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高层的忠诚显然是脆弱的。

至于镇压第六军团叛变的金永春，他在1992年晋升为大将，1995年成为次帅。另一位扛炸弹救金日成的英雄李乙雪，也在1995年晋升为元帅。与此同时，朝鲜第三军团也因粮食问题爆发暴动，结果所有参与者都被枪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朝鲜的二号人物黄长烨叛逃到韩国，放弃了高官厚禄，出于何种原因，使他做出了这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