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的杨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军长,在宁汉分立后,成了两方争夺的目标。南京方面给出的条件是让他掌控汉阳兵工厂,而武汉则承诺提供一船军火。杨森细算了一下,发现兵工厂无疑是块摇钱树,好比一只能够下蛋的母鸡,若掌控了它,便能持续获益。于是,他决定将一师的兵力集结起来,分乘数艘火轮,顺流而下,悄然袭取宜昌。当时驻防宜昌的夏斗寅所属独立第十四师,分布在鄂西各地,短期内无法集中兵力抵抗。于是,夏斗寅只能仓促撤离宜昌,随后将防线转移到沙市。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警觉。
邓演达,无疑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核心人物,虽然在武汉政府名义上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并没有直接的部队。然而,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却远非一般人可以小觑。比如,粤军的张发奎与他关系亲近,两人是同乡同学,且曾经在保定同窗共事,彼此之间合作非常顺畅。而唐生智,虽曾是北伐军的前敌总指挥,但他所领导的湘军相比粤军稍显逊色。在粤军支持邓演达的情况下,唐生智只能忍让三分。早在第二次北伐开始前,邓演达就已察觉唐生智的危险性,认为他不可靠,并且担心如果北伐军推进过快,唐生智控制的两湖地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邓演达在兵力部署时特意将湘军与粤军力量平衡配置,以避免唐生智掌握过多独立行动的机会。同时,他将夏斗寅所部独立第十四师改编为直属中央的部队,避免受制于唐生智的影响。 本来,夏斗寅部是鄂军,用它来守护武汉的后方,看似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事实往往比人算更难预料。夏斗寅不仅未能守住宜昌,且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擅自将部队撤至沙市,这一举动背后藏有暗藏的危机——倒戈的可能。此时,邓演达正忙于河南战事,闻讯后急忙赶回武汉处理此事。让邓演达倍感焦虑的是,武汉此刻几乎变成了空城,北伐军暂时无法回撤。如果夏斗寅真如他所担忧的那样叛变,与杨森联手东下,直扑武汉,那将是一场无法预料的灾难。为应对这一潜在危机,邓演达曾派共产党员包惠僧到第十四师担任党代表,然而在事发前,包惠僧因触犯党纪,已被中共中央调回武汉。回到武汉后,邓演达立即派包惠僧前往见夏斗寅,劝其立刻带领部队返回鄂西,条件是答应将十四师扩编成军。邓演达亲自表示:现在的局势,绝不是要消灭夏斗寅,而是要争取他。我们不会为难他,你去是安全的。听完邓演达的指示,包惠僧意识到这是一次关键的机会,决定冒险一试。他乘坐江天轮,这艘船原本是为第十四师运送给养的船只,从汉口出发,满怀忐忑地前往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