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铎得胜图》局部

明清易代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是东（北）亚格局的新变化，而且还是世界史和全球史的一个意义深远的事件。

西方学界也很早就关注了中国历史上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王朝南下取代汉人王朝的历史现象，他们将之称为“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其实，来自草原或者森林的野蛮人南下征服了以农耕、商业和城市为代表的文明社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十八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中就指出，蛮族的入侵是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来自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猎、游牧部落的入侵，也是常事。中国学者往往将其视为中华文明框架内的两种文明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与动力。而西方学者往往强调北方来的“蛮族”对中原王朝的挑战与征服；当然，他们也津津乐道为什么这些征服王朝（特别是辽、金和元三朝）最终被中原文明所征服——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中华化”或“华化”的过程与结果。或许是因为这个模式太突出了，因此，宋元明易代和明清易代一样，在这二十年来受西方学界关注颇多，其讨论一点也不亚于东亚学界长盛不衰的唐宋变革论。2003年史乐民（Paul J. Smith）和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就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上承唐宋变革，下启明清易代，探讨了1100至1500年这四百年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连续。

相对于宋元明变迁，明清易代在西方学界的反响要大得多。司徒琳（Lynn A. Struve）是西方较早研究明清易代的学者，或许也是这一领域最有名的学者。她在1984年就出版了《南明史：1644—1662》（The Southern Ming），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而后，司徒琳和其他学者，如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卫思韩（John E. Wills Jr.）和罗友枝（Evelyn S. Rawski）等人，试图将明清易代置于世界历史当中，成果见于《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世界历史时间中清的形成》（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这些西方的中国史学家逐渐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特别是把明清易代置于十七世纪的全球危机（The 17th Century Crisis）这个框架中加以分析，无形之中受到了全球史观的影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十七世纪的欧洲危机这个观点，分析了欧洲社会从封建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总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后来的学者把这个概念大大延伸了：危机不仅仅在欧洲，危机也不仅局限于经济。十七世纪的全球危机特指，在小冰期到来之际全世界许多社会遭遇的气候降温、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瘟疫肆虐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在东亚集中体现为明清易代。

司徒琳著《南明史：1644-1662》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在全球视野下的明清易代这个议题上做的努力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向。第一个是亚洲内陆的角度，契入点是清代的兴起，这个国内学界比较熟悉了。第二个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特别是耶稣会及其会士的研究。这个角度结合了中国史和教会史，目前成果颇多。第三个是海洋史的角度，最早的倡导者是卫思韩（他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现在还有安乐博（Robert J. Antony）、欧阳泰（Tonio Andrade）、杭行等人，他们分别关注了明清交替时期南方的海盗、台湾以及郑氏集团等方面。这三个方向略有重合，交相呼应，响应了全球史的呼吁。除了角度新颖之外，这些研究都大量搜集和解读了域外的非中文文献，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第三只眼：域外文献的使用与解读

侯杨方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他多年来从事人口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近些年来多次重走了玄奘之路，真正从科学上精准复原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令人感佩。侯杨方的新书《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强调对多元材料的解读，与西方学术界有许多相通之处。

《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侯杨方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420页，68.00元

《明亡清兴》使用了大量的域外文献，包括朝鲜的记录、欧洲传教士的文献以及来自日本的材料。1637年，皇太极率清军征服朝鲜，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朝鲜昭显世子被迫前往盛京（沈阳）成为人质，亲历了明亡清兴的关键八年。昭显世子因而成为观察中国的“第三只眼”：他的记录既不同于清方，也不同于明朝，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关键时刻的许多细节，例如皇太极之死。

皇太极生于1592年11月，死于1643年9月，享年不过五十一岁，这对蓬勃兴起中的清王朝十分不利。那么，皇太极是怎么死的呢？昭显世子记录，皇太极去世前一天，为了迎接女婿设宴，“终夕而罢”，也就是说，大吃大喝，几乎通宵达旦（235页）。暴饮暴食下，皇太极第二天就突然离世，原因可能是高血压而引起的猝死。1644年初，昭显世子跟着多尔衮南征，亲历战场。从后金到大清，清军之前的南征往往和打草谷区别不大。但是，1644年的入关明显和此前不同，因为多尔衮宣布了明确的政治纲领：“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掠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前番”，“要定国安民，以希大业。入边之日，凡有归顺城池，不许杀害……”(287页)昭显世子记录了五个不许和一个“秋毫毋犯”，体现了清军此番南下不是为了金帛子女，而是为了天下。

1644年下旬，多尔衮与吴三桂在山海关联手击败了李自成，这是清朝夺取天下的关键之战，昭显世子也提供了许多细节。首先，九王多尔衮对这场大战高度重视，清军在接近山海关时便披上重达三四十斤的盔甲，随时备战。这是一般行军作战未有的动作，因为披甲戴盔负担太重，行动不便，不到紧急关头不会如此。其次，有关吴三桂的归降，昭显世子记录：“吴三桂率诸将十数员，甲数百骑出城迎降，九王受拜礼于阵中。”第二天，“吴将以下尽为剃头”（298、300页）。这些第三方的记录，对于澄清吴三桂是降清还是结盟这个问题十分有力。再次，朝鲜世子还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山海关之战的激烈，因为他本人就在现场。因多尔衮的邀请（命令），昭显世子不得不披上盔甲，亲临观战，只见“炮声如电，矢集如雨。清兵三吹角，三呐喊，一时冲突贼阵”，然后天助清军，黄风大作，李自成军队大败。不到一顿饭的工夫，“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战报。

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等已经到达东亚，耶稣会士如利玛窦等甚至在北京建立了据点，这些初到中国的欧洲人也留下不少明末清初的记录。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以及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三位都经历明清易代，但对明清两个政权的观感却不相同。他们的视觉和记录，真正联系了中国和世界，把明亡清兴带进了全球史的范畴。这些传教士，本身不属于中华文化圈，是外来者；他们的记录用的是拉丁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等西方文字，而朝鲜世子则使用汉字。因此，传教士的这些材料和朝鲜世子的记录相比，第三者的意义更为明显。一些传教士跟随南明王室流亡西南，他们的记录对南明尤为重要，如近年颇受学界关注的《康熙的红票》以及2025年出版的《大明最后的使臣》都涉及了南明政权和天主教会的往来。

孙立天著《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苗子兮著《大明最后的使臣》

域外文献的使用、外人（他者）的视角为何重要？对这些材料的挖掘与分析，不仅是对中方史料的补充与丰富，且提供了视角的多样化甚至对立。只用中方材料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像照镜子，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正面。即使我们有邹忌那样的自知之明，能从镜中看到自己的眼屎而将其擦净，我们也无法看到自己的后背与身影。域外文献和他者的视角，如另一面镜子，恰恰能将我们的后背与身影反射到我们面前的镜子里，使我们看到自己本来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的景象。正是对多元史料的搜集、综合研究与交叉验证，使得《明亡清兴》能够带领读者不断转换立场，采用不同的角度感受历史人物、事件，思索决策的复杂性与差异性——特别是参与者各方的盲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情感的细节

历史已经过去，不能重现，我们无法在沙盘上推演，这是每一个历史学者的软肋与遗憾。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除了逻辑和推理之外，我们还需要想象。这种想象，当然是不能脱离常情常理的。我认为历史研究就是研究常情常理的，因此就必须研究人性——即使是特例，也是就常情常理而言，并没有脱离常情常理这一框架。所谓人性，本质上是个人和集体的心理与情感，这也是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大多数学科的微妙之处。以传教士关于清军南下或者南明历史的记录，他们书写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眼下中国的时局变化对于梵蒂冈的传教事业有没有帮助。这种潜意识和心态，一直贯穿了他们对南明或者清王朝的立场、态度、观察与交往。

心灵史与情感史的角度，在《明亡清兴》中尤其突出，值得一说。崇祯作为明王朝最高领导人，其领导能力完全是不合格的。他在位十七年，内阁首辅换了二十人；大学士换了五十人，杀了七位总督，十一位巡抚（268页），其中包括当时朝野乃至清方都认为极其能干的袁崇焕、孙元化、卢象昇和孙传庭等股肱之臣。他狐疑、优柔善变的性格，使得朝廷大臣从“不敢说真话”渐变为“不敢说话”，因为一言不合圣意便会惹来杀身之祸。在这样的氛围下，谁也不说话，大家都保持沉默，因为言论无论真假好坏，都大有可能成为罪证。譬如，1644年李自成大兵压境，明室需要决策是否南迁，即使崇祯内心希望南迁，诚心希望有人附议，衮衮诸公却鸦雀无声。一片沉寂中，只听得煤山歪脖子树的瑟瑟风声。崇祯皇帝狐疑刻薄，对言论扼杀，也扼杀言论者，最后自食其果。

情感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主题。吴三桂的红颜一怒在明亡清兴这段历史中最为有名。读者往往不知，视生杀征伐为等闲的皇太极也有柔情的一面。皇太极派其侧福晋庄妃（后来的孝庄太后）劝降洪承畴的故事流传甚广，人们误以为孝庄是皇太极的最爱。其实不然。皇太极最爱的海兰珠，是孝庄的姐姐，嫁给皇太极时已二十六七。1641年锦州战役如火如荼之际，海兰珠病危。皇太极不顾战局，带着十几名骑兵星夜赶回沈阳。第二天黎明，皇太极赶到沈阳时，海兰珠已经病逝，皇太极哭泣不已，“哭声闻于外良久”，完全不像一个刚刚在战场上浴血厮杀的统帅。铁血柔情的皇太极与薄情寡义的崇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明亡清兴》亦指出，即使雄才大略如努尔哈赤、皇太极之流，他们虽在辽东疆场上几乎无坚不摧，但依然保持着小富即安的思维，并没有问鼎中原的想法。反而是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摄政的多尔衮，改变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稳妥立场，使他们转而采取激进的方针。多尔衮的进取之心，与他想立功、自立密切相关。多尔衮的地位和努尔哈赤、皇太极无法相提并论——后两者是“予一人”，他在皇太极死后争立不得，不得不接受与旁人一起“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多尔衮的心境类似，最想南下牧马的也不是满清贵族，而是归降的原明军将领，如洪承畴、吴三桂等。只有帮助清方夺取天下，他们在清王朝中的地位才能得到巩固，他们弃明附清，道德上的耻辱也会随着天命归清而得以洗刷。洪承畴等人当然不能逆料，一百多年后的乾隆皇帝依然把他们钉在了《贰臣传》的名誉榜上。

军事上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

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这首先当然是清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毋庸置疑，清军相较于明军以及农民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清军的军事优势，首先体现在清兵的个体军事素养上。女真起初为游猎部落，女真人从小便打猎——这也是一项非常实际的军事训练。除了体力（力量和耐力）和技能（箭术），他们对大自然的观察，对猎物的寻找与捕杀，这些天赋都是后天训练不能比拟的。从努尔哈赤开始，女真人不断挑起边衅，整个社会无论男女，从老到幼，都走向战场，在生死搏杀中生存成长。这种实战训练，更是明军和农民军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清军在战场上几乎每次都能以少胜多。

其次，在长期的征战环境中，努尔哈赤领导下的女真社会形成了军政合一、全民皆兵的制度。努尔哈赤的崛起和女真社会的高度军事化密不可分。需要指出的是，军事上的优势与胜势，与文明程度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边疆社会的高度军事化，是文明社会所不及的——后者分工明晰，除了边境防守的士兵外，普通人很少接触到兵器和厮杀，缺乏军事训练，无法直接奔赴战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常常是游牧部落征服农业社会，而不是相反。

此外，清朝还迅速学习并掌握了欧洲传过来的武器、军事技术和策略，在军事上跟进了欧洲十六世纪以来的军事革命，从而在战场上占据了上风。这一点，作为军事史学家的狄宇宙有过专门的论述。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监制的大炮，一改欧洲模式的笨重，轻便易携，为清军在西南山地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明亡清兴》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军事实力对比上，而是敏锐地指出：“明朝的军事失败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并非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73页）徐光启作为第一个接受西方文明的大儒，已经提出并着手效仿西方军事技术与制度——这本来是与清军抗衡最有效的军事策略。然而，徐光启军事改革（包括招募澳门的葡萄牙兵）的计划遭到了反对派义正辞严的批驳：堂堂天朝难道必待澳夷而后强么？难道我中国无人么？在这样的大帽子下，崇祯皇帝也不得不把已经上路的葡兵遣返。不久之后，训练了明朝第一支西式炮队的孙元化（徐光启的学生）被诬陷并处死，哪怕徐光启愿以“全家百口”担保，也没有救下这位明朝杰出的军事专家。因此，单纯的军事改革挽救不了明王朝的覆灭。总结全书，侯杨方指出，明朝的致命之处，在于“制度无法适应剧烈变局”，面对挑战想要改革时，精英阶层却被意识形态框住思维，无法自我革新（382页）。

十六世纪：东亚近代史的开端？

一般而言，西方学界把明清两代称为“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大意是指这两个专制王朝是秦汉以来中国最后的王朝，具有连续性。然而，学界这几十年的研究发现，其实元明清之间的连续性也不容忽视。例如，蒙古对大理国的征服奠定了明清两朝在西南地区的疆域和政治格局，而永乐皇帝派郑和下西洋也受到了忽必烈派遣使臣宣召四海的影响。更有意思的是，清王朝对长城边疆的掌控，远非明代的统治者所能想象。因此，明代中后期的裂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远的不说，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东来以及1567年的隆庆开关，都对近代中国乃至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十多年前，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就批评了费正清东亚研究的“冲击—回应”说，滨下武志认为亚洲（他的亚洲主要还是侧重于包括海洋与陆地的东亚）现代化的起点必须从东亚本身的传统框架及其变迁中去找，而欧洲对东亚的冲击也必须在东亚的传统中去理解（卫思韩的相关研究与之颇有共鸣）。沿着滨下武志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提出，1592至1598年的万历朝鲜战争，是东亚局势的一大变化，可以视为东亚近代史的起点，因为这一事件的确符合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的内部变化。

费正清、邓嗣禹著《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

滨下武志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

然而，滨下武志虽然批评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说，却也无意识地接受了费正清的欧亚（中西）两分法。他认为，十六世纪大航海以来欧洲人的到来，最初是“低头、弯腰、屈膝”挤入东亚的朝贡体系的，因而对东亚近代化的历程并没有产生如东亚内部结构变动所带来的那种重大影响。可是，假如我们放弃中西并立或对立的两分法，采取动态的历史分析，将十六世纪东亚内部以及外来的一些因素（或势力）看作是一个新的体系的诞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十六世纪中下期欧洲人到来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无论东亚的“内部”还是东亚的“外部”，都产生了颠覆东亚传统的新动力和新趋势。葡萄牙人入居澳门，隆庆开关，允许漳州一口通洋，西班牙人开拓跨越太平洋的丝银贸易，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利玛窦入京，以及随后的努尔哈赤崛起（当然，还有小冰期的到来），这一系列的事件绝非滨下武志的东亚传统（尤其是朝贡体系）所能概括。从这些线索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明清易代的含义远非中国历史上最后一轮朝代更替这个角度所能揭示。

十六世纪的东亚，和此前滨下武志所理解的东亚已经大不一样了。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东亚也不例外。葡萄牙人的澳门，西班牙人的马尼拉，像两只大钳子一般，紧紧地夹住了东亚大陆，源源不断地把新大陆的白银输入患贵金属饥渴症的明代社会，把丝绸、瓷器和茶叶运到过去中国产品罕以抵达的西方世界，中国（和东亚）的齿轮与全球化的齿轮逐渐咬合。一个新的时代在东亚开始了，我愿意称之为东亚近代史的开端。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亡清兴绝非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王朝更替——它是东亚近代史上内外（新旧）矛盾交织爆发而产生的大变革。西欧火炮技术在明清双方的应用，南明孝正太后（教名Helena）致信梵蒂冈教皇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求救，都表明了所谓的“西方”已经深深涉入了“东方”的历史进程，当事人主观上的意愿反而不那么重要了。从此以后，中国至少应当把海疆置于和陆疆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处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置于与经营东亚朝贡体系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并没有。

孝正太后致教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