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部制度是继承自明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许多人眼中，各部的堂官设置应该是每个部的尚书由一位满人和一位汉人担任，左右侍郎也是满汉各一人。因此，六部的尚书总数是12人，侍郎则有24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中侍郎的设置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人数也并非仅限于24人。

其中，户部和兵部的侍郎设置尤为复杂，除了常规的左侍郎和右侍郎外，这两个部还特别设有专门的侍郎来负责某一具体领域的工作。首先，户部下设有一个名为总督仓场侍郎的职务，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事务，尤其是漕粮积储及北方河运粮的事宜。这个岗位非常关键，品级为正二品，地位堪比左右侍郎。与其他侍郎不同的是，仓场侍郎不分左右，只有一名，而且其衙门设在通州，独立于户部之外，实际工作也与户部有所区别。仓场侍郎的职能主要包括监管各大粮仓的事务，而这些粮仓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命脉，权力之大可见一斑。尽管仓场侍郎的品级与左右侍郎相同，但在实际地位上，仓场侍郎的影响力通常略逊一筹。如果按晋升惯例，仓场侍郎很少能直接升任尚书，通常会经过各部右侍郎或左侍郎的位置。

接着是兵部的督捕侍郎。这个职务虽然听起来并不常见，也不为人熟知，但它的历史却非常特殊。督捕侍郎的设立可以追溯到顺治十一年，那个时期京城内常有旗人逃亡事件发生，很多王公和九卿上奏请求朝廷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抓捕这些逃亡的旗人。顺治帝应声下令，在兵部额外设立了督捕侍郎一职，分别设有满左侍郎和汉右侍郎各一人，专门负责管理旗人的逃亡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社会逐渐进入了稳定的和平阶段，旗人逃亡事件减少，督捕侍郎的职务便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最终，康熙三十八年，皇帝下旨裁撤了督捕侍郎，相关事务转交给刑部负责。督捕侍郎的设立仅持续了几十年，因此在史料中对此的记载并不多，后来也很少有人对这一职位做深入探讨。

再来看盛京五部的侍郎。盛京五部是指盛京（即今天的沈阳）设立的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五个部门。顺治帝入关后，认为盛京作为满人发源地，应当设立六部以增加陪都的威仪，虽然后来只设立了五部，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盛京的政治地位。盛京五部的设置和京师六部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盛京五部的上级领导是盛京将军。尽管盛京五部的职能与京师的六部有所不同，但它们仍然承担了盛京及周边地区的行政管理工作。例如，盛京的户部主要负责财赋征收，包括粮食、盐、棉花等税收，而刑部则负责审理盛京地区旗人以及边外蒙古的案件。

盛京五部的侍郎，虽然品级为正二品，但与京师六部的侍郎相比，地位明显要低一些。因为盛京地处寒冷的东北，汉人官员对赴盛京任职并不热衷，许多被朝廷排挤或不受宠幸的高级官员，往往会被发配到盛京担任职务。因此，盛京五部侍郎更多的是作为政治失势官员的养老职位。与京师六部相比，盛京五部的侍郎地位较为低微，通常他们也很难直接晋升为六部尚书，必须在侍郎的位置上积累一定资历才有晋升的机会。

此外，清代的理藩院也设有左右侍郎各一，负责管理边疆的事务。理藩院的地位排在工部之后，左侍郎和右侍郎的职位含金量也相对较低，甚至不如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等职务。因此，在一些史料中，人们戏称仓场侍郎、盛京五部侍郎以及理藩院侍郎为同侍郎，这个称呼也显示了这些职务的特殊性和相对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