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唐朝初期，朝鲜半岛的政局呈现出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频繁与唐朝往来，彼此互通有无，发展着复杂的外交关系。王氏高丽的建立始于唐明宗长兴元年，那时高丽太祖王建取代了高氏高丽，正式建立了王氏高丽，唐明宗封王建为高丽国王。此后，高丽与五代时期的各个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往来，并且接受了各朝的册封。

尽管如此，高丽并未完全安于现状，始终不甘心被外来王朝束缚。994年，高丽派遣使者前往宋朝，提出共同讨伐辽朝的提议。到1004年，北宋与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双方为兄弟之国，每年宋朝向辽朝缴纳岁币，以金钱换取和平。宋朝确定了对辽朝的基本国策，也以此为准则来处理与高丽的关系——即保持友好关系，但不与辽朝为敌。

然而，随着1010年辽朝对高丽的侵扰愈发频繁，高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恢复了与宋朝的贡使关系。在辽朝逐渐衰弱的过程中，宋、辽和高丽之间的关系一度趋于稳定，但随着金朝的崛起，这种脆弱的平衡被打破。在宋金的博弈中，高丽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棋子。宋朝有意通过与高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来牵制辽金势力，但因金朝的强大，高丽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断断续续，时断时续，依然无法摆脱外部压力。

随着金朝的威胁加剧，高丽最终决定切断与宋朝的正式外交往来，完全依赖于与宋朝和辽朝的间接关系。进入蒙元时期后，高丽的外交关系尤为特殊，双方在历经了多次征伐与调解后，最终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1231年，蒙古帝国开始对高丽进行军事征伐，尽管高丽朝廷坚决抵抗，但在蒙古的强大压力下，高丽被迫在1232年派遣使者向蒙古称臣，并上表称臣。这一决定，标志着高丽与蒙古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强迫性的关系并非单纯的和平交流，而是以蒙古强制索要贡物的形式进行的。与此同时，高丽王族的亲王子弟也成为了与蒙古保持和平的条件之一。为了确保对高丽的控制，蒙古在高丽的各京、府、县设立了72名达鲁花赤，直接参与高丽的统治事务。随着蒙古与高丽的联姻，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不仅影响了两国的朝贡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高丽的文化面貌。

蒙古对高丽的影响逐步深化，尤其是婚姻同化的过程中，高丽王室和蒙古贵族的通婚，以及高丽世子被作为质子送往元大都的做法，都加剧了两国的文化交融。许多高丽的女性也通过贡女制度被送往元朝，最终融入了元朝的多民族社会。在这些文化与人员的交流中，高丽逐渐被蒙化，许多原本的高丽文化习俗开始被蒙古文化所取代。

然而，这种同化并非完全自愿。元朝以强制手段要求高丽接受其文化和政治结构，尤其是通过将高丽的王族子弟作为质子、实施贡女制度等方式，迫使高丽逐步放弃其原有的特征和习俗。尤其是在高丽中央机构方面，元朝的压迫导致高丽官制发生了显著变化。高丽建国初期，模仿唐朝制度设立了三省六部的官制，但在元朝的影响下，高丽逐渐采纳了更多源自元朝的制度和官制改革。

高丽官制在不断调整中变得更加符合元朝的要求。最初的三省制度在元朝统治下的改制，使得高丽的政治结构逐渐与元朝接轨。尤其是在成宗时期，高丽开始建立枢密院这一机构，模仿宋朝制度，并逐步形成了分割宰相权力的两府体制，这一体制与宋朝前期的政治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

这些改革使得高丽的政治体系更加贴近元朝的结构，但也意味着高丽在许多领域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元朝不仅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强化对高丽的统治，还通过文化同化使得两国的关系日益复杂。最终，这种文化和政治的交融，使得高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既被动又自然的同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