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

这句谚语最初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而让这句谚语真正变得耳熟能详的，则是20世纪英国哲学家、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尤其长于对社会政治观念流变的研究，其著作近年来已相继在国内翻译出版，学界对他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深入。围绕伯林而存在的争议始终没有停歇，他本身已是重要的思想议题。伯林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和思想史学者，更是散文大家，在他的著作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而《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ass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就是其中影响极大、多次发表的佳作。

这篇文章一方面在1951年首次发表以来，经过多次修改和发表，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人类文化及其思维模式的“结构性见解”，从而本身已作为流变中的观念符码而融入了20世纪以迄今日的思想，“刺猬”和“狐狸”也成了理解人们长久以来如何认识自身与世界的文化密码；另一方面，正如同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启蒙与反启蒙观念间复杂关系的研究一样，这个“刺猬与狐狸”的联系和区分同样构成了颇具争议的理解结构，从中我们得以一窥伯林思想深处的汹涌澎湃和他对此奇妙的驾驭。

事实上，尽管伯林最终通过写作这么一篇长文暂时化解了自己的智识爱欲带来的“诱惑”，但托尔斯泰对伯林而言始终是个诱惑。或许这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亦如是，只是伯林把这个诱惑思考得如此深入，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吸引人和使人困惑始终是“诱惑”的两个面相，如同雅努斯有两张脸。也正因为两张脸使人眩晕，一个雅努斯式的问题才成为过去与未来的起源，才充满吸引力。

在新出版的《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中译单行本（唐建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中，我们看到英文编者在附录里放入了有关书信和访谈，此举令这篇文章不再仅仅是一篇文章，而成了一桩公案。被讨论者、作者还有那些追在作者身后打听“当年如何如何”的小报记者、小道消息，纷纷卷在一起，汇合成一部卷宗档案。当年柏拉图笔下的阿波罗多洛斯在路上被人截住打听多年前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等一伙人在阿伽通家里会饮的情况时，大抵也是如此情形。

伯林谈的是托尔斯泰对他的诱惑，他的谈论也诱惑了许多人，以致中文世界对此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桩情史秘闻或许还会吸引更多人前来一探究竟。伯林本人在访谈中坦言，托尔斯泰对他具有诱惑力，但这不是因为自己对拥有关于世界的深刻单一中心视角这件事或具有这类特质的人怀有兴趣，而是因为托尔斯泰身上有更复杂有趣的东西。

伯林也据此回应了那些外间正在散布的流言，比如至今健在的左翼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 ）热衷于八卦当代那些最显眼、粉丝众多的思想家，他声称伯林其实是个假装自己是狐狸的刺猬，跟托尔斯泰正好相反，还把这则八卦写进了他的《交锋地带》（A Zone of Engagement）。这书名起得格外抓住知识人的眼球，用当今娱乐圈的话说，大概相当于“炸裂：思想圈当红明星秘闻与本相大揭露”。作者也很讨巧地自称选择“交锋”对象的最主要动力乃是出于钦佩，姿态很低，放箭却狠，很多内容也相当劲爆，因此一时洛阳纸贵，流传甚广。伯林听说后则坚决予以否认，坚定地自称是狐狸。

这使《刺猬与狐狸》这篇文章显得格外有趣起来：它的作者讨论了一个特征含混的人，最终断言了这个人的混合特质，但这一断言反而使作者陷入智识诉讼，给自己招惹上另一句相反的断言。于是，“托尔斯泰天生是狐狸却相信自己是刺猬，这点使我着迷”“伯林明明是刺猬却假装自己是狐狸，他拿托尔斯泰玩弄大家但终归显得笨笨的”“我哪里是刺猬，我崇拜刺猬，但对刺猬才没兴趣呢，本人敬重刺猬但不是同道中人，只是一只满足于做狐狸的狐狸”，智识调情、惹来流言蜚语，以及自证洗白，这桩秘闻正在不断发酵。

撰文｜李泽坤

《刺猬与狐狸》

（英）以赛亚·伯林 著唐建清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刺猬与狐狸各自追求的

是两类“知识”

上文提到，刺猬与狐狸的区分来自一个古希腊残篇里的句子：“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一件大事。”这句话里，“知道”是关键。这个区分所关心的也正是“知识”该如何得到确定的问题：究竟真正的知识是什么？用更具有近现代色彩的话说，真正的知识到底是日常生活的、许多依据人类经验标准可考察可衡量的具体知识相加的总和（因而求知永远是无限的、不可完成的），还是一个抽象的、思辨的、脱离日常经验而具有囊括和提炼性质，进而对一切日常现实具有整体解释效力的唯一真理（一旦达到便可一劳永逸的终极伟大计划）？或者换个说法，我们是应该焚膏继晷地追问一个唯一的、普遍有效的绝对知识，还是应该满足于了解日常生活里众多具体而微、琳琅闪光、凭自己的感受力和认识力触手可及的相对知识？刺猬与狐狸之辨，首先是一张灵魂试纸。据伯林的说法，用它一测，八九不离十可以知道西方思想史上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在灵魂上是什么成色。

比如，刺猬和狐狸代表的不同特质间一直存在的争论，其实也是古希腊思想中一个格外重要的辩论，即关于“一”与“多”、单纯物与复合物的争论——二者究竟谁才是世界的本源、谁更真实。柏拉图是“一”的拥护者，他相信日常生活里的一切都有一个远为真实的理念原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真实的知识是从观察过程中概括、归纳出来的，他建立了许多范畴，依照不同事物的特征来分类、比较、区别，逐渐形成知识体系。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短暂一生的我们而言，到底是知道那唯一绝对的知识更有帮助，还是说知道的事情越多越好？这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假如我们暂且把“知道”这个关键词放在一边，把目光放在这个句子最有趣、最形象又有点莫名其妙的两个词汇上，又会牵出另一段头绪。当中国人看到伯林对“狐狸”与“刺猬”的区分时，恐怕首先会想到自己的传统学问里关于博通与专精之关系的讨论。中国古代一直也存在关于“博”与“专”究竟孰为优胜的讨论，这个问题直到近现代、当代仍备受关注。例如清人章学诚、近人张舜徽、余英时、卞孝萱、虞万里等大家皆写过文章专论此事，而余英时先生更是直接引用伯林这个著名的“刺猬与狐狸”譬喻来论述戴震与章学诚之间的思想交涉所牵出的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风气转换，亦即儒学传统在此期间发生的“汉学”与“宋学”之争，这最终形成了乾嘉考证学风的新动向。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曾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沃弗森学院院长，代表作有《自由及其背叛》《浪漫主义的根源》《现实感》等。

余先生格外中意伯林提出的这对关系，称刺猬与狐狸实际上是两类学者治学的路径范式，前者向心，后者离心，前者把一切论述都归结到一个主题式的单一中心见解，专心用力于“别织心裁”而终成一家之言的专家，后者则就事论事，博雅考证，无意于某个无所不包的论点。在他看来，章学诚正是一只刺猬，可他悲剧性地生活于一个狐狸鼎盛的时代，到处都是考证学家，思想不受重视，令他不满却无奈。余英时意识到自己谈论清中期的“刺猬与狐狸”，本身与伯林的谈论不同，他知道伯林谈这对关系时并不作高下优劣之分，而这在他看来是因为近代西方思想已是“道术已为天下裂”的局面，因此不同思想学问方式不妨各行其是，看谁能找到好东西。至于清中叶的学术则是另样语境，儒家起码表面上依然独尊，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都尚未崩裂，那么章学诚强调学术最后终究要回归到孔孟之道，强调区分浙西朱学、浙东陆学间的博雅与专家之分野“千古不可合”，则必然带有区分高低的意图。考虑到黄宗羲的学术传承属于陆学脉络，则他对经史之学的重视以及背后的思想关怀才可以得到理解，而沿着这条线索看下来，章学诚对黄宗羲的重视自然也可以理解：南宋有朱熹、陆九渊对垒，清初有顾炎武与黄宗羲分列，章学诚无非是借此显明自己这一脉借助治史来治经，进而经世致用的理路与戴震的博雅考据之学在当时学术上的对峙。

如此一来，余英时谈论清中期学术中的刺猬与狐狸，势必要注意到区分高低优劣是当时学术论争必然的产物，而余英时借用外壳并改动内涵的新阐释反而有助于他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易懂。这是文化符码原型进入异质语境后发生形变的典型表现，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也足以见伯林这对比喻具有极强的阐释生发力。不过，余英时的高明也正在于一种研究问题时的洞察力，他从章学诚的心理上来解释“内在理路”的分别，与伯林从托尔斯泰私人心理上的痛苦撕裂入手辨析“刺猬和狐狸”，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舜徽（1911-1992）在为其《顾亭林学记》所作的自序中就指明一点：“假使常识不够充足，便马上从事专精研究，随便哪一门学问，都是讲不通的。”他尤其不同意那种执于一端的看法，后者认为学贵专精便在于钻得深、钻得透、对专门问题能说明其所以然，也恰因此才能有所发明、发现，而博通者虽然涉及面广，却终究来得空泛。张舜徽则认为当学者知道的范围比较广时，便能由一事物联系到若干事物，得出的结论自然相对通方而无偏蔽。张舜徽是伯林的同龄人，由伯林的讨论而引发此类联想，固无不可，其中也必定有些可联想、可研究之处。但我们实在还应该看到，“博通与专精”，跟“狐狸与刺猬”，毕竟不同。关于博通与专精的讨论不过是皮相，倒不如说，此二元辨析的逻辑底层，依然是知识问题。具体来说，即：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算真知识，怎样的理解世界的方法才能形成关于现实真正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效用的“义理”？更为迫切的是，一旦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的客观有效标准已然模糊甚至不再存在的时代，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自己活着这一世是真的活过了、自己正在做的和追求的事情是值得的，而不是虚无？知识问题，因此也就不单是知识问题，更是终极价值问题、意义问题、义理问题。

张舜徽（1911-1992）。

结果，余英时认为，尽管清儒自觉地排斥宋人的“义理”，致力于实证色彩更浓的经典考证知识，终究却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儒学内部新的义理要求的支配。换言之，无论多么客观、多么具有固定规则程式可遵循的具体知识，依然难以逃脱对普遍意义的追问，毕竟人不可能像一张桌子、一棵树或一头猪那样活一辈子。始于乾隆年间的这场对垒，最终其实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反而在彼此混合吸收中迎来了新的观念变局。从这种角度看，狐狸对繁多知识的兴趣并不成为刺猬始终关心永恒意义上最为根本重要的真理问题的截然对立面，反而两者是相互交融、彼此推动的。

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划分，如同一张粗糙的pH值试纸，借助它可以大致观察出不同思想家的“酸碱度”。伯林据此做了一些简单分别，坦言俄罗斯文学中存在着两端，一端是普希金这只大狐狸，一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只大刺猬，而其他人则可以依据这两位文学巨人找到各自接近狐狸还是接近刺猬的位置。本来，这个略冷的“有趣”讨论至此可告结束，没什么额外的话值得继续说下去了。问题在于，到了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巨匠这里，试纸不灵了。

《伊索寓言》中的《狐狸与刺猬》插画（Milo Winter，1919）。

托尔斯泰为何治不好

自己的“负能量”？

伯林的这篇长文之所以拿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为核心论题做文章，在于托尔斯泰在俄国思想家这一群中是个“异类”，有点特立独行。托尔斯泰像狐狸一样对几乎每件事都很了解，用自己的观察和笔触创造了一个就其丰富细腻多彩程度而言与现实世界不相上下的虚构世界，尤其是其宏大史诗般的历史小说，它们兼具对人性内心的深刻洞察和对广阔社会场景的入微描摹。这已经证明托尔斯泰天生有狐狸的资质，他知道的知识和技艺无比繁多。可是，他并不像狐狸那样轻盈自在、冷漠自得，反而时时显得沉重、严肃、痛苦，甚至像圣徒一样充满悲悯、绝望。伯林是思想史舞会上的交际高手，擅长在智识上挑选天赋异禀、难以套进常见框框的舞伴。托尔斯泰的形状如此不规则，立马唤起了伯林的兴趣。

绝大部分俄国思想家可以依照伯林的“刺猬与狐狸”这一区分技术各自归入集合，可托尔斯泰对历史的看法却使他难以被归类。概括地说，伯林发现托尔斯泰身上同时具有历史学的热情和历史本身的悲情。科学实证探索的近代启蒙持有的所向披靡的乐观，和普遍永恒事物带给人的不可求索、不可接近的浩渺与绝望，这两个方面同时汇集在托尔斯泰一人身上。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痛苦和不协调。他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毋宁说是灵魂疾病的体现和自我疗治。伯林提醒我们注意，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关注主要源于某种私人的东西——内心的痛苦冲突，而不是其他什么哲学兴趣、思想野心、理论爱好、论辩需要。伯林引用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也是托尔斯泰研究专家）鲍里斯·艾亨鲍姆的话说，“托尔斯泰最苦恼的是缺乏积极的信念”，他在自己那些自叙传式的文学创作中其实一直都在表达自己深陷彻底的怀疑主义中，没有积极的信仰。换言之，托尔斯泰关注历史其实是为了解决自己一个非常私人的精神难题：充满“负能量”，无法“正能量”起来。

托尔斯泰借助狐狸式的天性，有能力仔细洞穿世上的每桩黑暗、人心深处的每处可疑、随处可见的败坏，可他并不因此而自得地随意操弄人心或借着这种长处而满足于从由此得来的成就里攫取声名利益，而是由此生出悲悯，试图寻找对这一切历史混乱表象的道德解答，揭出他所知道的那一切繁复芜杂之下被掩蔽的关于世界、关于人的终极整体真理。诚如顾城那句著名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正因此，伯林直言：托尔斯泰天生是狐狸，但相信自己是刺猬。这是托氏无法治愈的灵魂疾病，也正是这种“病态”深深诱惑到了伯林。伯林最先关心的，便是托尔斯泰的“负能量”何以是治不好的。

在伯林看来，托尔斯泰患上了一种灵魂绝症，但更为重要也更值得深思的是，托尔斯泰本人把这种疾病本身当作对灵魂苦厄最有效的免疫或治愈方式，即便这种免疫无疫可免，这种病也治不好。伯林借此要说的则是，托尔斯泰的这种灵魂痛苦和无法治愈是由他自己的选择，即他天生是狐狸却非要相信自己是刺猬所导致的。因此，托尔斯泰实际上是选择了不当的疗法，加剧了自己的病症。而伯林也提醒我们，这并非因为刺猬是错的、狐狸是对的。“刺猬”也好，“狐狸”也罢，一个现代人究竟属于其中哪一个类型其实毫不重要，因为这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充满道德敌意的对立物，而是近乎两种自然元素。二者在一起随时彼此转化，才是完整健康的灵魂。托尔斯泰的问题在于他在应当克制做刺猬的欲望时反而抛弃了这种克制，在他的灵魂中沉重严肃多于反讽，这使得他本来的伟大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伯林借此告诫世人，审慎是比追求宏伟理想的道德热情更重要也更难的事情，唯有审慎才能预防人陷入盲目的道德理想激情和灵魂煎熬。

托尔斯泰治不好自己，体现的恰恰是现代人普遍所处的精神氛围和个体焦虑状况，这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后人类社会由于现实与理想、事实“实然”和价值“应然”之间日益脱节而陷入的后果。现代性带给人无处不在的破碎感、不协调感、无家可归感和不稳定感，这迫使人去追求一种终极价值理想中的整体。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因为急切想回复到那种安宁的整体性、统一性中，而很容易对自己采取的手段不加鉴别，不加节制地追求整体性“真理”，无视丰富具体多彩的每一日常局部“真实”，从而使“真实”被对“真理”的过度欲望带入痛苦挣扎的深渊。不加审慎节制的道德理想激情会过大地撕开它自身与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人要是认识不到自己是有限的生物，只能占有相对的知识，不可能抵达这种绝对知识，就会陷入无尽的痛苦。

在赞成托尔斯泰道路的人看来，或许他能不能治愈自己已不再重要，他的一切作为仿佛现代精神旅途上又发生了一次道成肉身事件。他以自己灵魂的煎熬替现代人谋取了又一次救赎，东正教俄罗斯大地上那道精神曙光借助他内心的两难挣扎和痛苦拉扯才绽放出光辉，这是典型的俄罗斯文化精神。然而，伯林显然不赞成这一点，在他眼中托尔斯泰的这种灵魂自我攻击和自我牺牲其实是一种由于自我误读产生的悲剧性幻觉，根本不会通向问题的真正解决，只不过是虚假的观念式自我感动。伯林通过解读托尔斯泰，也暂时安放了他那出生于波罗的海畔里加的俄罗斯粗粝心灵与优游于不列颠牛津典雅学士中的英格兰思想之间无休止的推拉——只不过，他是以与托尔斯泰相反的方式，即与严肃沉重相反的严肃反讽获得安宁的。伯林对这种幻觉的分析是我们读这本书时首先应当关注的，因为它在我们的时代依然无处不在。

以赛亚·伯林。

狐狸有九命，却有一大关

伯林被托尔斯泰的“病态”煽惑起了爱欲，就好比《魔山》里那位在阿尔卑斯山疗养院休养的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被患了肺病的肖夏太太那病人的神态举止深深吸引一般。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伯林发觉托尔斯泰从天性本质上来看与自己是同类，可是托尔斯泰身上又有一些与自己非常不同的东西，这令伯林无法满不在乎地抽身离去，又想尽办法想要抽离，恐怕这就是因为恋爱中的互补性格总比完全相同的性格更诱人吧。因此，伯林怀着莫大的兴趣来研究托尔斯泰的“病症”底下藏着何种秘密，是什么促使托尔斯泰得上这个病的，以及更重要的：浇灭自己的爱欲狂热，让自己的注意力从托尔斯泰身上移开，在这场智识情事中找回自主权。

这就需要伯林找到一个在托尔斯泰那看起来高贵伟大睿智的形象中不完美的要素，对其予以否定，从而把托尔斯泰重新视为并不那么特别的人。这样伯林就不至于日思夜想托尔斯泰了。他为此找来了结下过梁子的迈斯特（Maistre）。当他发现托尔斯泰身上与迈斯特巨大的共性时，既然伯林早已对迈斯特深感讨厌，那么托尔斯泰也就不那么有神秘诱惑力了。

伯林对托尔斯泰的智识迷恋，使伯林去探究托尔斯泰究竟为何如此治不好自己，他隐约感到托尔斯泰在“病态”下的容貌神态里既有一种自己尚未清楚的神秘美感，又潜藏着一种自己似曾相识且不喜欢的危险、可怖。在传说中，一只狐狸通常有九条命，这当然是由于狐狸天性狡猾，它有无数种逃脱危险的技艺和知识，也善于远离不必要的危险，这些奇怪的知识帮它提前嗅到危险，也就总能逃遁。

然而，设想一下，假如有这样一只狐狸，它具有所有九条命的狐狸天生的品质——好奇、多动、观察能力极强、不放过任何细节、行动迅速，可是它因此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天分岂不是比刺猬们更有优势去摘得终其一生想吃到的果子？那边无比险峻高耸的山崖侧立面上正有那种果子随风摇曳，刺猬笨重僵硬、行动迟缓的身体无法跳到那里，而我则可以办到。于是这只狐狸再也不关心其他一切美妙的鸟啼、晶莹的露水、新生出来的四叶草上的纹理、对面山上听百灵鸟告诉自己特别好吃的山柿子……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要做到所有刺猬梦寐以求但做不到的，成为刺猬之王！”一次，两次，三次……都失败了，直到第十次。你猜这次它会不会成功摘到？

狐狸有九条命，可是它假如破不了这个我执、忘记不要太贪心太鲁莽的告诫、忘记审慎，那么它就面临着极大的危险，不只是错过其他许多精彩的知识，还可能坠下悬崖，万劫不复。这次执着，对修行的狐狸来说，就是非常凶险但修行路上必会遇到的一大关。

托尔斯泰，1908年。

托尔斯泰就是这只想做地表最强刺猬王者的狐狸。伯林则是一只普通的狐狸，他不受这个执念的诱惑，不愿以身犯险，只是他受到了托尔斯泰这只奇葩狐狸的诱惑：我倒要看看你要干什么。第二种诱惑相对没有那么危险，因为他要做的是历史的观察者，他对危险不近身，观察和获取一切知识是他最大的智识快感来源。至于被第一种诱惑俘虏的狐狸，他的智识快感却必须伴随着与死亡、深渊擦肩而过的巨大刺激——每一次都如此。

导致二人无法在智识上真正走到一起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涉及的是轻与重：伯林是轻的，托尔斯泰是重的。二人的灵魂在质量上谈不上优劣高下之分，却有轻重之别，这却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涉及第二个点，成色：单纯与混合。伯林是单纯的狐狸，好奇、反讽与游戏是他的天性中不说全部也是占绝大部分的特征。托尔斯泰则是刺猬和狐狸的混合，好奇没有把他带向游戏，而是促使他在增益见闻的同时必须探求清楚这些见闻背后是否有一条统一的解释。他不可避免在这个求索过程中一再失败，这反而使他的整个灵魂愈加无奈、痛苦、沉重，因此他只能在求索真理的危险悬崖边一再犯险，并且势必被深渊吸引着越来越下坠。所以托尔斯泰来得更沉重严肃一些。伯林的轻盈反讽与托尔斯泰的沉重严肃无法同调。

但第三点，这不涉及对立或敌意，而是不同、区分、隔开、无法一起、不占有终极唯一的正确。因此这印证了理解世界的合适方式很可能恰恰是狐狸的，包括理解“刺猬与狐狸”这件事。刺猬就不会这样理解，它一定会从二者中找到一个在它看来是正确的，用这个正确选项否定掉另一个错误选项，并把这个正确选项论证为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正确的，用它来无往而不胜。

所以，伯林强调自己不是刺猬，单纯只是狐狸，但他对刺猬抱有敬意，这是佩里·安德森没有理解或压根儿没有耐心理解的。

安德森只看到伯林盯着刺猬进行剖析，便以为伯林像刺猬一样也只关心一件大事，只是伯林这只略显高明的刺猬关心的那件大事不是别的，正是“刺猬何以只关心一件大事，这值得我来好好批判一番”。那么伯林正是要否定刺猬、肯定狐狸喽！安德森以为如此一来自己便找到伯林自相矛盾的逻辑命门了：“你看，伯林看起来在倡导多元论、批评形而上学传统思维的二元对立和最终诉诸抽象同一性把对立给虚假克服掉的解决方案，其实他自己也在搞二元对立，无非高级一点点而已，且已被我识破。无非还是用狐狸克服掉刺猬嘛。”

他在《交锋地带》中批评伯林关于多元论的阐释自始至终都过于绝对化，伯林自己其实也像一只刺猬那样只盯着一个自己关心的终极问题。安德森甚至搬出《刺猬与狐狸》，讥讽地说：

“在一个很著名的评论中，伯林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知道很多事情的狐狸，但这只狐狸却认为自己是刺猬，始终在去了解唯一一件大事的路上。也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伯林本人恰恰与此相反。在狐狸身份的掩护下，他极力发挥其各种天赋以满足其兴趣嗜好，始终盯着一只刺猬，永远注视着一个单一却包罗万象的真理。”

老先生一定很得意自己不光发现了面具之下真实的伯林，还找到如此机智的句子来嘲讽伯林。在与传记作者叶礼庭的对谈中，伯林主动提起此事并回应道，总不能因为我对研究刺猬感兴趣就把我也归入刺猬吧。或许由于安德森的身份和思想立场，他太过熟悉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中对极性二元对立的强调，其实并未留意到，自然元素的混合和分离其实是与西方形而上学思维中观念论意义上的“对立”完全不同的东西。不同自然元素彼此循环转化，即便是一种动物吃掉另一种动物，都不是出于观念意义上的对立、敌意，不是因为要在道德观念上否定对方，更不是为了实现什么“世界历史”整体中朝向真理去运动的伟大进步。

以赛亚·伯林。

正是在这一点上，伯林身上几乎是彻底的狐狸特质，使他无法真正亲近托尔斯泰身上狐狸与刺猬相混合的特质。因为托尔斯泰的极度痛苦正是源于他无法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引领人类实现伟大进步的“世界历史抽象要素”，可他又不放弃这个欲望。伯林安然于不同元素的共存、循环和演化，托尔斯泰却孜孜不倦地寻找一切历史事件显示的那么多对立最终如何得到观念上克服的抽象普遍法则。这也印证了安德森对伯林的指控并不成立，伯林则通过自己的传记作者叶礼庭辟谣称：“伯林发现他是一只刺猬，有一个大的中心思想，只是因为所有人都说他有。”他以这种狐狸式的狡黠回应了那则八卦，遁得无影无踪。刺猬与狐狸的区分本来就是游戏，是一种狐狸式略显严肃但不过分严肃的把戏，对此倘若过于认真，执着于寻找双方的对立点、谁在里面论证不严密而失败、某人在这条线上的确切位置，那么就会像伯林说的一样：陷入“做作、迂腐，最终走向荒谬”。

伯林借助比较迈斯特和托尔斯泰，发现尽管托尔斯泰天性深处与自己是同类，虽然一开始他所接收到的那种在自己与托尔斯泰身上有相同更有不同的感觉很是迷人，但托尔斯泰与自己不同的地方恰恰是自己所无法容忍的，因此这段恋情也就宣告终结了。饶是如此，伯林虽找到了托尔斯泰身上可以通过否定而消除其诱惑力的要素，但伯林并未由此否定托尔斯泰，更没有站在狐狸的立场上否定刺猬的可敬之处。这与其说是“否定”，不如说是“区分与共存”。他不会因为发现对方与自己不是同道中人便对对方大加贬低、出言不逊或暗中鄙视，因为他是狐狸，他深知每一种生活方式、每一种精神类型、每一种品性特征都有其各自存在的道理，不同不代表敌意和对立，更不必心怀芥蒂、你死我活。

伯林对刺猬充满敬重之情，他指出俄罗斯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同样是刺猬，而众所周知，二人一直保持着高贵的友谊。刺猬的生活指导原则令他深深感动，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是不可动摇的、高尚的、不可救药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这两方面都没有错，而狐狸只是对刺猬深感重大充满诱惑的东西不感冒而已，这不代表狐狸和刺猬视彼此为竞争对手乃至敌人。在伯林看来，容忍是一种自由的状态，胜于为了单一理想而极性对立所产生的强制趋同和为了实现这类趋同而无休止地彼此争斗。同时，容忍在伯林这里也意味着克制和审慎，即承认每个人自己的视角都是有限的、相对的，无法在整体意义上触及“唯一且普遍的真理”这种绝对知识，而只能从具体视角、局部经验上尽可能多地获得关于广大世界整体的碎片拼图。

也正因此，伯林对浸润着道德苦行僧严肃沉重色彩的刺猬式生活方式没有兴趣，但他也不去指责批评那种生活方式，只是像孩童玩拼图游戏一样轻盈愉悦地不断搜集碎片、解谜，乐于像狐狸一样在山坡树丛花田间轻巧跳跃。这更符合他的本性。而托尔斯泰虽然也是一只狐狸，但他的灵魂是混合的，刺猬元素使托尔斯泰多了些沉重，无法轻巧跃动。他们二人注定无法在智识上保持步调节奏的和谐，也就无法在一起。

《浪漫主义的根源》

作者：以赛亚·伯林

译者: 吕梁 / 张箭飞

译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

刺猬与狐狸

VS

僭主和哲人

伯林有“刺猬与狐狸”之辨，在思想史上同一时期，还有另一对常被拿出来对比，即施特劳斯的“哲人与僭主”之辨。我无意于在这里比较这两对修辞比对方式以及分别提出它们的两位作者之间的高下，我也实无这一资格把自己抬到如此位置，居然来肆意品评这两位思想家。只是，这两类动物和这两类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使我整晚整晚地睡不好觉。

我是个只要睡不好就容易做各种离奇怪梦的人。我常梦见自己在密林里被僭主带着一大群武士啸聚追赶，好像我成了一只猎物，不是狐狸就是刺猬，东躲西藏。我又偶尔会梦见自己是一只行动迟缓的刺猬，趴在哲人的课堂上睡觉，被生气的哲人拎起来训斥：“如此天资迟钝，还来我这里学习智慧！”身边的狐狸皆掩面哂笑。可是我从未梦见过哲人与僭主出现在同一场景中，更不必说他们共处一室、相互争辩。可是，很久以来，我又明明在很多地方屡屡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例如孟子与齐宣王争辩仁政问题、汉文帝宣召贾谊咨询鬼神之事、柏拉图乘船前往叙拉古教导小狄奥尼索斯、海德格尔出任大学校长发表演说后又辞职、梁漱溟被毛主席大骂……因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哲人和僭主他们俩从来不一起出现在我的梦中呢？

显然，哲人与僭主的冲突往往是因为二人都认为自己更有智慧，更有能力给对方做老师，或者更有力量主导这两种类型合体为同一类型，所以他们一开始可能会彼此相待以礼，但最后往往不欢而散。而刺猬和狐狸似乎没有这么激烈的爱恨相杀，它们俩天然看起来倒有点并不具有非要彼此合二为一或彼此有你无我的“智识血气对峙”，反而有点像霍比特人那样安闲自在，并不相争。或者说，自然界中的事物处于彼此对立又转化的无限循环与永恒轮回中，即便是食物链中的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也不存在观念意义上的敌意对立，两种动物并非正义与邪恶、正确与错误的终极对决。纵然彼此是捕食关系，也很难说这里有什么只有人类才能从抽象道德意义上理解的“敌意”。所以，刺猬和狐狸本来就没有必要非此即彼、谁对谁错。可是，哲人和僭主之间据说存在一些相近的要素，这种相似并不使他们彼此亲近，反而成为他们彼此日益仇视对立、要将对方同一化为自身的催化剂。况且，哲人和僭主在世俗世界的力量又不是平衡的，这似乎注定了这对关系来得更富有激情，也更加危险。

托尔斯泰在耕地，1887年。

这样看来，托尔斯泰在伯林笔下的形象，显得自我争执起来：究竟是一个睿智的、哲人般的托尔斯泰，还是一个僭主般暴虐、过度自信、丧失节制的托尔斯泰？或者说，托尔斯泰内心同时活着一个僭主和一个哲人，因此他陷入自己嘲讽自己、自己又反过来杀戮自己的无尽痛苦？或许伯林正是看到这种痛苦是自己不愿承受也感到毫无必要去承受的，因此他对托尔斯泰的选择保持敬意，同时也保持距离。

值得一提的是，僭主往往自诩通晓那些绝对知识，也正因为他自认为对整个世界无所不知而妄图绝对地控制权力、监控臣民，因此是入戏最深的人，他们因此往往受害也最深。俄狄浦斯为何刺瞎自己的双目？他何以被古希腊悲剧家称为“僭主”？一切都是由于他想知道并且不顾神谕的警告而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伯林在这篇长文的末尾把托尔斯泰比作刺瞎自己双目、徘徊于克洛诺斯的僭主俄狄浦斯，称他为“伟大作家中最悲惨的一个”。伯林把僭主的名号送给托尔斯泰，这绝不是无意之举。哲人与僭主是最接近的，但又是最不同的：二者的命运之所以如此相似又如此反差巨大，以致最终经常分道扬镳，正在于哲人知道自己知道很多，同时也深知自己并非无所不知，也无法做到无所不知；反而，僭主则由于知道自己知道很多，因此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知，尤其可以知道那最终唯一的“必杀绝技”。或者说，哲人是安于做狐狸的狐狸，僭主则生来是狐狸却相信自己是刺猬。

伯林提到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个生动比喻，把那些伟人、领袖比作牧羊人正在养肥待宰的领头公羊。这种公羊很容易认为自己是羊群的领袖，它天然就可以决定羊群服从它的意愿去任何地方，而且羊群说不定也认可它的这种想法。然而，“它被选中并不是为了它自认为要扮演的角色，而是为了被屠宰——一个由人类构想出来的目的，它和其他的羊都无法理解。”可是，托尔斯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悄悄变成这种伟大的领头羊。

电影《战争与和平》（2016）剧照。

这是伯林玩的一个反讽游戏：刺猬和狐狸不存在对立，这个所谓的区分里真正重要的既不是刺猬，也不是狐狸，不存在哪一个更高一筹、人们最好应该成为刺猬还是狐狸，而是一种切切实实在这个世界的广袤现实中生活的现实感，如何有可能经由他这个狡猾的游戏而获得。可是，哲人与僭主就不一样了。

俄国出生的犹太裔英国人伯林，借用一对自然界里的动物来谈论思想话题，隐喻人类世界对好的生活的两种想象。德国成长的犹太裔美国人施特劳斯，则借用一对从抽象观念世界里衍生出的人的类型来谈论类似的思想话题，隐喻人类对某种唯一善好的事物（智慧？）的两种追逐方式。虽然只是两对词语，似乎没有太绝对的差异，但我好像开始从这里面慢慢咂摸出区别了。可是，究竟谁的词语更好呢？谁能让我在“人生的半途醒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片黑林”，日益睡不安稳的年纪暂时做个好梦呢？狐狸的尾巴和脚印、僭主的葡萄酒夜光杯中倒映的狞笑、刺猬浑身的尖刺、哲人的棒喝、狗的月亮、猴子的井和辘轳……我没有想清楚，一时也想不清楚，只好邀请读者们现在都去读这本摸起来很薄，但里面藏着层层迷宫花园的小书了。

但无论如何，尽管伯林在弄清楚托尔斯泰为何对自己显得这么有诱惑力之后，便明白托尔斯泰跟自己在智识上终究无法搭伙，因此便不爱托尔斯泰了，也不必再为此事劳神日思夜想了，但他也为了托尔斯泰而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流传下来，以作为这段无疾而终的恋情刻骨铭心的见证，可见其爱过，不可谓不是真爱了。

对于托尔斯泰这类混合有刺猬特质的狐狸而言，难以抵御的终极诱惑是从可感世界的无限丰富细节中抽绎出一条可以永远将这一切覆盖在自己解释力之下的洞见，从而获得一个关于整个世界的确定性中心思想。而对于伯林这种狐狸而言，世界上存在着很多诱惑，观察和理解种种类型，把它们像蝴蝶一样制成精致标本藏入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是最大的快感来源。对他来说，这些诱惑体验中最美妙也最危险的一次或许就是这次对托尔斯泰的接近。大概正因为如此，伯林才珍藏了托尔斯泰与自己之间这段诱惑与了解的心路历程。

撰文/李泽坤

编辑/李永博 张婷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