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生在办公室办公。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第一手”感触与亲历犹为珍贵。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的证言，更是社会变迁在个人身上最直观的投射。本报即日起开设“口述”栏目，下设“大家”“传承”两个子栏目。前者关注科学、思想与教育领域的知名大家，后者则将镜头对准那些深耕于“冷门绝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讲述他们守护中华文明火种、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贡献力量的动人故事。

“适值农历丙午马年将至，本辑内容全部围绕马展开，借此契机，以马政文献迎接马年……”1月19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伍）》暨校释、英译系列成果发布会召开，集中公布了一批前所未见的马政文献，这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专门论述相马、疗马、驯马、驭马的珍贵资料。

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研究的核心成员中，有一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他叫代生。代生二十年来沉潜于简牍整理和研究，他利用清华简颠覆了许多传统认知，解决了一些学术史上的疑难问题，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清华简所见春秋史事研究”以优秀等级结项，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

我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领域里已经“摸爬滚打”了20余年。

大家都说，我研究的是“冷门绝学”。确实，简帛学，在这个快节奏、短视频横行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很多人问我，放着那么多“热门”的课题不做，为什么要死盯着这些残断的竹片？为什么要在这个冷门领域一扎就是20多年？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刻意的选择，而是刻在我出身里的一种基因，一种自然的归途，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宿命。

我出生在曲阜，是孔子故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小时候，那些关于孔子的故事就流淌在耳边，但真正让我对历史产生“实感”的，是在山东师范大学读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有幸跟随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学习秦汉史。安先生教导我们，历史不能只在书本里打转，要去触碰最原始的材料。也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睡虎地秦简。

当看到那些关于牛马管理的简牍时，我被震撼了——原来历史不仅仅是帝王的丰功伟绩，还有这样具体而微的行政管理细节。通过这些法律条文，我看到了秦帝国是如何高效运转的。我写了《从睡虎地秦简对牛马的管理看秦统一》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尝到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的甜头。

从那以后，我就对简牍产生了浓厚兴趣。2005年，我考入了国学大师李学勤先生在烟台大学创办的中国学术研究所，师从江林昌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江老师师承姜亮夫和李学勤两代国学大师，他对我的训练极其严苛，也是他真正把我领进了出土文献这一神圣领域。

随着在学术界的深耕，作为一名山东学者，我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

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儒学的发源地。但在学术界，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现实：山东的儒学研究，声音还不够响亮，还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这是我们山东学术界的“阵痛”。

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以往我们可能过于注重思想的阐释和理论的建构，而忽略了文献的本体研究。其实，出土的楚简、汉简里有大量关于儒家的珍贵资料，这是提升儒学研究水平的重要突破口。简帛文献的研究，看似是在处理碎片化的信息，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就是中华文明的深层脉络。

作为孔子故里的学者，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儒家思想挖掘出来，让山东的儒学研究真正“立”起来、“响”起来。

回首这20多年，从大二接触秦简开始，我就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虽然清苦，虽然孤独，但我乐在其中。因为我知道，手中的每一片竹简，都是通往祖先智慧的路标；解读的每一个古文字，都是在为中华文明修补断章。

这20多年间，我最引以为傲的是对清华简的研究。

为了研究清华简《系年》，我精读了3遍《左传》，做了一千余张学术卡片。那段时间，我的大脑里好像装了个过滤器，看什么都往那几支竹简上联想。有一次去博物馆参观，站在展柜前，别人看的是青铜器的纹饰有多精美，我却死死盯着器物上的铭文，脑子里想的是：“这个字的写法，和清华简里的那个字是不是同一个演变脉络？”

这种痴迷，让我成了一个对“光”极度敏感的人。

清华简的照片是红外扫描的，有的字迹很淡，要在特定的光线和角度下才能看清。为了辨认一些模糊不清的古文字，我把办公室的台灯换了好几个，亮度调了又调。

有的时候，为了研究一个历史“细节”，我需要反复比对、统计不同简文中的文字书写情况。白天光线好的时候，我就迎着阳光看；阴天或者晚上，我就把脸几乎贴在电脑屏幕上，甚至拿放大镜去数像素点。

那段时间，我看什么都带着重影。走在路上，看到地上的裂缝、墙上的水渍，第一反应不是“这真乱”，而是“这个线条走势像不像某个古文字的变体”……

这种痴迷连家人都无法理解。妻子为了让我不太辛苦，经常拉着我在假期去各地旅行。家人都在逛景点、买特产，我却一个人钻进当地的书店，直奔古籍区，去看看有没有我没见过的资料。回到家，行李箱装的不是特产，而是几本沉甸甸的书。妻子常说：“景区不过是你的另一个办公室罢了。”

十几年来，我完成了100余万字的清华简研究成果，包括27篇学术论文、3部学术专著，每一个字都是我在无数个清晨和深夜里“抠”出来的。学生说我是个学术“苦行僧”，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种苦不是身体上的累，而是心甘情愿被这堆竹简“困”住，在其中寻找文明的脉络。当竹简的记载一点点推翻我们对历史的固有认知时，那种快感，比喝了最烈的酒还要上头。

做学术，最难的不仅是钻研本身，还有如何打破学科的壁垒。我有一个执念：历史学的研究，需要求真求实，但千万不能故步自封，要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立体式”研究。

在研究生阶段，我开始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天问》。把考古遗址、器物、竹简记载，和屈原那充满神话色彩的诗篇放在一起看，这在很多人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毕竟文学作品在史学研究上的价值几何，仍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我坚信，文学背后是历史，神话背后是现实。我的硕士论文，邀请到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主持答辩并获得其较高评价，后来还获评山东省优秀硕士论文。这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学术研究既要有第一手史料的脚踏实地，也要有敢想敢干的创新意识。

然而，现实也很骨感。当我继续开展“考古发现与楚辞研究”系列研究时，遇到了不少尴尬。投稿给考古期刊，编辑说这是文学作品研究，不收；投稿给文学期刊，编辑说这是历史学、考古学研究，也不符合专栏要求。甚至在社科评奖时，还有专家质疑：“楚辞研究怎么能属于历史学科？”

那时候，我是非常失落的，但更多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我想，学科分类本来就是为了方便研究，如果它成了我们探寻真理的阻碍，那就要打破它。方法、学科、资料，都只是手段和工具，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问题说清楚。

我坚持了下来。我用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的多重知识，去解读《楚辞》里的古史、神话与传说。2022年，我的专著《楚辞与古代文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那本书捧在手里沉甸甸的，也获得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我知道，这只是打破学科壁垒的起点。

我要做一个在冷门绝学中热气腾腾地活着的人，我会一直守在我的办公室里，每天早上8点，准时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约会。

（本报记者 张赟芳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26年03月03日 第03版

作者：本报记者 张赟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