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通过私信向御史提问，想了解更多关于清代告御状的情况。其实，告御状这个说法在民间比较通俗，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然而，清代并没有告御状这一正式术语，官方的叫法是京控和叩阍，这两者虽然都涉及上诉，但在性质上却有着显著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这两种情况。

首先谈谈京控。根据《大清律》第332条的规定：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果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屈抑，方准来京呈诉。如未经本籍地方及该上司先行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结之案，来京控告者，交刑部讯明，先治以越诉之罪。这段文字清晰地勾画了京控的框架。意思是，如果百姓遭遇冤屈，首先必须到地方的州县衙门控诉，如果当地审判不公，再上诉到上级的府衙。如果府衙依然无法公正处理，才能向省城递交控诉。只有在这一系列的程序走完之后，才能来到京城提出诉求。清代的司法制度对上诉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朝廷绝不容忍平民百姓越级上告。倘若有人绕过这些程序，直接向京城上诉，就会被定上越级上诉的罪名，甚至会遭到一百大板的严惩。

京控属于法律上允许的上诉途径，但必须符合规定。京控案件大多是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涉及到人命案，因而也就更为引人注目。根据当时的规定，各省的民众要进行京控时，往往是递交书面呈词，接受刑部、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或通政使司等衙门的受理。电视剧中我们常看到的击登闻鼓的场景，实际上也有历史依据。根据《大清会典》记载：有击鼓之人，由通政司讯供，果有冤屈者，奏闻请旨，交部昭雪。从乾隆之前，京控的案件并不多见，每当出现时，朝廷都会给予一定的重视，并派遣钦差大臣前往查办。然而，到了乾隆之后，京控案件逐渐增多，钦差大臣办案的情况越来越少，许多案件最终还是被交回地方督抚审理。

而一旦案件被退回各省处理，督抚最初的处理态度通常较为严谨，甚至不敢偏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督抚的态度变得松懈，有时不惜为自己或前任包庇，甚至直接以诬告结案。比如，清末的著名案件——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的亲属两次上京控诉，但都被朝廷打回浙江省重新审理，冤屈没有得到公正的解决，直到案件闹到慈禧太后那里，才终于得以昭雪。由此可见，京控虽然是一个正式的司法途径，但往往也受到重重限制和偏见。

接下来我们谈谈叩阍。与京控不同，叩阍并非正规法律程序中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这种方式更接近告御状，而它也更加复杂。叩阍有三种常见形式：一是到京城的宫门外喊冤，二是皇帝出巡时拦驾哭诉，三是呈递封章。最常见的就是到宫门外叫喊冤屈，历史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很多百姓无奈之下，便会直接去宫门前诉冤。面对这种情况，皇帝不能置之不理，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叩阍者也要承担一定的代价。《大清律》规定：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者，奉旨勘问得实者，枷号一个月、杖一百；若涉虚者，杖一百，发边远地方充军。这意味着，冒然进入皇宫门口喊冤的百姓，一旦被判定为虚假告状，就将遭到严重惩罚。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叩阍的代价极为沉重，一般的百姓若非情急之下，是不会轻易冒险的。因此，所谓的涉虚者基本上并不真实存在，史料中也未见叩阍者因虚构冤屈而被发配充军。拦驾喊冤的情况在康熙和乾隆时期都出现过，尤其是在乾隆出巡时，虽然戒备森严，但偶尔也有成功的案例。拦驾喊冤的代价同样不可小觑，依照规矩，若是告状内容不实，同样会受到杖刑和流放的惩罚。

康熙与乾隆对待拦驾喊冤的方式截然不同。康熙帝一向亲民，愿意听取民情，对于拦驾喊冤的百姓，他常常会亲自询问，并指示相关部门调查处理。而乾隆帝则更为严苛，他认为这种行为有违封建等级制度，因此通常选择不予理会，拒绝接见。呈递封章则是一种更正式的途径，通常是由京外的高官代为呈送。这类叩阍案件一般能够引起朝廷的关注，且案件调查进展较快。

如果叩阍顺利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的处理力度往往比京控更强。此类案件一般交由刑部处理，如果皇帝出巡期间，案件则会由行在官员审理。如果案件转交地方督抚处理，那么性质上它就是钦命案件，督抚再敢徇私，也得小心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