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锋，这个名字，王广宇早已耳闻。可是，直到1958年8月，因为工作调动，他才第一次见到这个如雷贯耳的大秀才。今天，这篇文章将从王广宇的视角出发，带我们回顾他在政研室的工作经历，并且分享他对顶头上司关锋的印象。 01：

关锋其实并非关锋的真名，而是他的笔名，真名是周玉峰。早在1939年，年仅20岁的周玉峰便开始使用关锋这一笔名，而这个名字也逐渐成为了他一生的象征。直到1956年之前，关锋一直在山东工作，但1956年，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一年——他被调到了北京，进入了政研室工作。政研室，这个源自延安时期的机构，曾因历史原因被解散，但在50年代重新恢复。政研室汇聚了许多有才华的学者，可谓是高层决策的智囊团。 当关锋进入政研室时，他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一起工作，光是这些名字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关锋从地方调到北京，加入了政研室，这无疑是他职场生涯中的一次飞跃，是他的第一次华丽转身。 然而，王广宇刚进入政研室时，单位的人员并不多。单位里分为两个主要组别：思想动态组（以下简称动态组）和历史组。除此之外，还有图书馆、资料室、行政后勤部等三个部门。整个单位加起来不到四十人。为什么这么一个重要的部门人员这么少呢？原来，还有十几个人被下放到安徽的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当时，历史组由田家英负责，而思想动态组则由关锋负责，王广宇被安排在动态组，直接在关锋手下工作。

02： 思想动态组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复杂，但其实它来源于一本专门为高层领导提供的刊物——《思想界动态》。这本刊物的发行对象，主要是面向高层领导，甚至地方省级的领导才有资格接触。刊物主要反映国内外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动态，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的动向，每期半个月出版一次。这个思想动态组的名字，正是从这本杂志得来的。 王广宇和两位同事徐国喜与刘宏林一起，进入了这个动态组。加上新调入的几位成员，整个动态组共有13人。在这个组里，王广宇的直接上司便是关锋。尽管如此，由于关锋当时还担任着《红旗》杂志的编委以及其他多个职务，他很少亲自接触年轻人。大多数时候，他通过老同事们传达指令。动态组的实际工作主要由李洪林和丁伟志负责。这两位老同志都是文笔出色的人，在许多理论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过不少文章。

对于王广宇这样刚刚步入职场的新人来说，最初的工作充满了挑战。他们的任务通常是写一些短篇稿子，写好之后交上去审核，稿子往往会被打回来修改。李洪林和丁伟志批回的稿子上总是标注得非常详细，指出具体需要修改的地方，而不是简单地说改改。如果稿子通过了，他们也会在原稿上做些许修改，往往是几个字的改动，但立刻让文章焕发了光彩。 这两位前辈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令王广宇深感钦佩。他不仅从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技巧，也更加明白了治学的严谨和态度的重要性。 03：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关锋——这个动态组的组长。说实话，那个时候关锋的组长职位更多的是一个名誉职位。因为他依旧是《红旗》杂志的编委，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杂志的工作上，几乎很少亲自参与动态组的工作。每当新一期杂志的上马工作开始时，关锋才会召开会议，带领大家讨论新一期杂志的大致方向和主题。 上马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选题到写稿、交稿、审定、排版、印刷、校对、发行，每一步都需要仔细推敲。在每次的上马会议上，关锋都会做出总结，指出杂志的大致思想和方向，然后确定每一期的重点。稿件经过李洪林和丁伟志的修改后，再交给关锋进行最终的审核，最后由胡绳负责批发和印刷。 王广宇每次接触到关锋，通常是在这些上马会议上。虽然接触不多，但王广宇对这位领导充满了敬佩。关锋在工作中展现出一种雷厉风行的风格，一旦确定了计划，便绝不拖延，立即付诸实施。尽管这种高效的工作风格有时会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但王广宇仍然深受感染，并逐渐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尤其是看到自己写的稿子最终刊登在《思想界动态》这样的刊物上，他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无以言表。

04： 王广宇于1958年7月进入政研室工作，直到8月初才见到了传闻中名声显赫的关锋。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关锋虽然是动态组的组长，但更多的精力已放在了《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上。在王广宇进入动态组五个月后，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担任哲学组的组长，从此，动态组不再由他负责。关锋离开后，王广宇与这位老领导的接触变得稀少，偶尔在开会时见面，也仅是打个招呼，便再无太多交情。 至于戚本禹，王广宇是在1961年去天津调研时认识的。当时，戚本禹不过30岁，是信访办公室的一位科长。刚开始接触时，王广宇觉得戚科长年轻、有干劲、敢说敢做，性格也非常随和，没有架子。或许是由于山东人的豪爽性格，戚本禹大大咧咧，经常喜欢与人开玩笑。当时，王广宇和戚本禹并不属于同一单位，他们只是点头之交，但王广宇对戚本禹的印象却深刻。尤其是戚本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相当深入，每当有空，便喜欢谈论历史，且见解独到。 到了1964年，戚本禹的职业生涯发生了飞跃。他被调到《红旗》杂志社，担任新成立的历史组组长。此时，王广宇和戚本禹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两人都在同一栋楼办公，而之前在天津的相识也为这次的重新合作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