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崛起的过程中，大多数顶尖的智囊都并非秦地土生土长，而是外来的高手，尤其以魏国人才为主。像商鞅（虽然是卫国人，但魏国培养的人才）、张仪（魏国贵族后裔）、范雎等人，如果没有他们，秦国绝不可能强大，更谈不上统一六国。遗憾的是，这些外来的人才，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背叛与反目成仇的情形屡见不鲜，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公孙衍。探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正如那句古话所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切不过是利益的博弈与合作。

自春秋战国以来，虽然各国之间的对立愈加明显，但从法理上看，他们依然是周王室的诸侯、周天子的臣民；从文化和思想层面来说，仍然属于华夏文明的圈子。所以，这些国家的战争和兼并，实质上是不同贵族群体之间的利益争夺，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贵族阶层之下、普通百姓之上，有一类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源自传统士族，但却已经广泛扩展并下沉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这个时期的人来说，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自我实现的欲望尤为强烈，历史的巨轮一旦滚动，如果不能在这个千年难得的转型期抓住机会，便只能追悔莫及。

因此，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士人们无不寻求机会，展示自己的雄心壮志。即使是孔子，也长期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尝试为社会做出贡献。在那个时代，人才没有国别之分，所有有才之士都被周王朝这一大舞台所吸引，争相展示自己的才华。然而，问题在于，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根深蒂固，是否有诸侯能够突破这一制度，吸纳非贵族出身的精英人才，供自己所用？

魏国，作为第一个试水的诸侯国，走在了时代的前沿。魏国的诞生是士大夫阶层篡位的结果。三家分晋之后，旧贵族被推翻，新贵族的势力正在形成。韩、赵、魏三国的贵族势力相对较弱。魏国的特殊优势在于其君主极为开明且进取。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相继在位，共计半个多世纪，他们致力于国家富强，内外改革，推动了魏国的迅速崛起。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推行任人唯贤、量才任用的新政策，打破了封建贵族阶层的束缚。

比如，魏文侯时期，翟璜等人多次向其举荐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李悝等人才，而魏文侯的弟弟魏成则推荐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学大师作为帝王之师。吴起、乐羊这些非贵族出身的平民，居然成为了魏国的名将，掌握了兵权，这一切都说明了魏国在人才使用上的务实与开明。

魏文侯的时代，成为了人才的聚集地。在魏国的支持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在河西讲学，形成了西河学派。这些学者虽然身处出世派，但培养了许多积极入世的禄仕派人才，如李悝、吴起等。这些改革家和军事家，正是从西河学派中走出来，推动了魏国的强盛。

然而，一个国家长时间拥有过多的优秀人才，往往会导致其对这些人才的去留不再关心。吴起，作为魏国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最终被迫逃往楚国。商鞅的离去标志着魏国人才的大规模流失。而在西边的秦国，成了魏国人才的首选去处。这背后有三个原因：首先，秦国长期被中原诸国看轻，秦孝公则通过公告天下，许下丰厚报酬，愿意用优厚的条件吸引各国人才；其次，秦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与戎狄杂居，宗法制度相对松散，贵族势力较弱，客观上为外来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第三，秦国的国力在迅速上升，充满了无限机会。

自秦孝公开始，来自山东各国，尤其是魏国的优秀人才不断涌入秦国，甚至出现了客卿这一新职位——专门授予非本国人、却在本国担任高级官职的外国人才，享有与本国贵族一样的待遇。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人，都是非秦人，却通过自己的才能塑造了秦国的政治制度，深刻影响了秦国的历史发展。这一切充分证明了，在战国时期，人才的流动性极高，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再关心这些人才的国籍，只有能够施展才华的地方才是他们的真正归宿。 然而，这种跨国流动的观念，也使得战国时期的政治、军事人才缺乏忠诚度。他们与国君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条件合适，就会留下；反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因此，战国时期的政治人才不断更替，竞争激烈，有时甚至为了打击对手而损害所在政权的利益。 在这其中，吴起和公孙衍的命运尤为悲惨。吴起曾被楚悼王宠信，推行变法，但楚悼王死后，吴起死于贵族的乱箭。商鞅曾是秦孝公的得力助手，但到了秦惠文王时期，却被逼得死无全尸。张仪曾凭借一张口才横扫六国，但随着秦惠文王的去世，他也很快选择投奔魏国，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范雎在秦昭襄王的支持下大展拳脚，但也难逃郁郁而终的命运。 而公孙衍与张仪之间的恩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公孙衍本是魏国人，最初以秦国将军的身份出现在历史上，并因成功破坏了各国合纵而获得了显赫地位。然而，这一切的光辉，被张仪的出现所打破。张仪凭借连横之策成功说服魏国投靠秦国，公孙衍因此愤然离开，投奔魏国，开始与张仪展开对抗。两人之间的斗争贯穿了整整一段历史，最终，公孙衍虽然积极推动合纵，但仍未能改变历史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