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盘在田常去世之后，接过了齐国国相的重任。他把自己名义上的兄弟们一一封到了齐国各地的城邑，任命为大夫。此时的齐国，表面上国君依然姓姜，但实质上已经几乎成为了田氏家族的天下。尽管如此，田氏并未贸然篡位，而是保持着一种潜伏的掌控。直到邻国晋国的三位卿大夫互相瓜分了国家，田氏才趁机将齐康公流放，自立为齐君。与晋国六卿通过血腥厮杀最终形成赵、魏、韩三家的方式不同，田氏接管齐国的手法更像是一种静悄悄的和平演变，没有一滴鲜血洒在权力更替上。

齐国经济发达，商品和手工业极为繁荣，甚至衍生出大女儿留家不嫁的独特社会习俗。但这种经济实力却难以直接转化为战争能力。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缺乏明显的扩张意愿，齐人常常自问：我为何要离开这片富饶之地，去抢夺野蛮人的贫瘠之土？正如刘勃所言，即便是齐桓公时代的称霸，也像是一种百亿补贴式的霸业；桓公一死，齐国再也没有试图称霸天下的念头。齐国是最早提出变法的国家，但直到秦始皇扫六合时，它的改革仍未完全完成。其他国家忙于中央集权和挖掘战争潜力，而齐国却萌发了轻君思想，到了战国末期，当秦国灭掉了所有诸侯国，齐国几乎是主动投降，选择了和平收场。

齐国缺乏一种鼓励扩张的制度，这是它衰落的根源之一。与之对比，秦国实行军功爵制，三晋依靠祖传的州兵制度，而楚国既有县公不世袭，又有世袭封君制度，这些都在激励国家向外扩张。然而齐国的制度更倾向于内部潜力的挖掘，而缺少进攻的动力。自齐桓公之后，齐国疆域几乎没有显著扩展，可谓安于富庶而不问征伐。

秦国的崛起也是循序渐进的。昭襄王初登帝位时，秦国尚未称雄天下，齐、秦、楚三国势均力敌。公元前301年，齐秦韩魏联军攻楚，于垂沙大败楚军，楚国元气大伤，从此齐、秦并立为二强。公元前296年，齐魏韩联军在孟尝君指挥下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当时的齐国可谓天下首强。公元前286年，齐国又一举灭亡了宋国，这片土地不仅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更是战略要地，齐国的行动令诸侯极度恐慌。然而，随着合纵伐齐的展开，再加上齐湣王的一系列误判，齐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秦国才彻底显露出碾压天下的势头。

在历史的长河中，早期君主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无论是齐国还是战国初期的魏国，都无法像秦国那样，经历孝公到始皇七代君主连续执政，长达一个半世纪皆为明主。明君出世，伯乐出现，千里马才得以显露。齐、魏、赵等国在明君继承上多有断代现象，一代不如一代。例如，公元前296年齐国尚能攻破函谷关，雄霸天下；仅仅十几年后，却险些灭亡，一蹶不振。

齐湣王的操作尤为典型。昭襄王时期，也曾经历孟尝君攻破函谷、信陵君合纵大破秦军的局面，但昭襄王懂得在关键时刻割地求和、分化瓦解，合纵一解散便立即夺回失地。而齐湣王却铁了心要正面硬碰硬，导致齐军在济西对峙时被迫主动出击，结果惨败；联军逼近国都时，他不肯奖励士兵，士气低落，最终城破；楚国虽愿出兵帮忙，只要求归还淮北领土，齐湣王仍然拒绝，结果不仅土地失守，他本人也被楚将所杀。

齐国能攻破函谷关，证明其潜力并不弱，但秦国之所以能最终脱颖而出，不仅在于地理险要或自然资源优越，更在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七代君主几乎没有犯下致命错误。秦国得以统一天下，背后离不开如商鞅、张仪、司马错、甘茂、范雎、白起、吕不韦等人才，这些人出身卑微，却被慧眼识珠的秦王重用，产生惊人的成效。他们在别国未被充分重视，却在秦国得到充分发挥，使得秦国逐渐扫清六合，实现了统一霸业。秦国之所以能胜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君的卓越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