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6月18日，隋炀帝已经确认身亡，掌控隋朝首都长安的李渊果断出手。在这个看似平凡却又充满象征意义的日子里，他即位为皇帝，定国号为大唐，同时将都城定于长安。尽管当时天下群雄割据，李渊的大唐在众多诸侯中并非最强，甚至算不得顶尖力量，但他仍毅然选择了成为开国皇帝，这一选择，既是胆识的体现，也是历史机遇的把握。 类似的情景在元末也上演。北方和南方少部分地区仍掌握在元廷手中时，朱元璋果敢地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显示了虽弱而先立的果敢决断。相比之下，曹操虽在建安十三年统一北方、建安二十年夺取汉中，但直到建安二十一年才从魏公晋爵魏王，终其一生仍是汉室臣子，从未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王朝。

许多人赞曹操为英雄，理由是他一生未篡位，虽心存大志，却始终名正言顺地作为臣子。事实上，曹操心中也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但因为有一个人阻拦，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现——这个人正是荀彧。 从公元196年建安元年起，曹操亲自迎接汉献帝刘协迁都许县，把东汉小朝廷牢牢掌控在手中，同时施行奉天子以令不臣和借天子以纳人心两大战略，将自己统一天下的行动巧妙地与代汉大业挂钩，一步步推向顶峰。表面上，他对汉帝极尽恭敬，实则早已有化家为国、以曹代汉的打算。

这一意图，很快被以荀彧、孔融、杨彪为代表的拥汉派看得透彻。荀彧等人出身世族，心怀理想，忠于汉室，深知汉室正统思想已根深蒂固，他们不愿背负助曹代汉、篡夺正统的骂名。即便在权力和地位上与曹操差距不大，他们也宁愿保持忠诚和名节，而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消灭袁绍之前，拥汉派对曹操全力支持，没有做出任何破坏。官渡大战胜利后，曹操志得意满，自任冀州牧，提出复置九州以整合北方力量，计划进一步扩展代汉事业。他将这一想法请教荀彧，寻求意见。

荀彧心知曹操意在做第二个袁绍，暗中夺权的企图已十分明显。他明白自己和拥汉派无法硬性阻止，只能用事实分析利弊，婉言相劝，让曹操暂缓计划。曹操听从其劝阻，暂时放弃了称帝之念。 随后，曹操将提议复置九州的大功臣董昭封为千秋亭侯，这与荀彧的万岁亭侯形成鲜明对比——暗示荀彧若效仿董昭，也可拥曹代汉。荀彧沉默以对，未作回应。

曹操任人唯贤的政策，看似文明与公正，实则是他在平定北方后，借正义旗帜重新洗牌权力格局的一步高明之棋。在这一政策下，曹操轻易削弱拥汉派世族的世袭权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至关键岗位。荀彧被迫谨慎应对，杨彪则以病辞官，保全自身。 代汉大业在曹操手中逐渐发展到废除三公、自任丞相、掌握实权的阶段。为了赢得世家大族支持，他屡次上奏为荀彧加官晋爵，但荀彧看穿曹操心机，十余次婉拒，不为荣华所动。曹操对此并不恼火，仍按计划稳步推进废三公、任丞相的大业。

然而，拥汉派内部的不满也在酝酿。孔融上奏恢复古制、试图驱离曹操，触怒了曹操。曹操当即失去理智，不顾孔融士林领袖、圣人后裔身份，以罪名将其下狱处死。这场行动发生在曹操南征荆州、赤壁之战之前，标志着曹操与拥汉派的公开决裂。 赤壁之战前，曹操几乎掌控江东，若孙吴举国投降，一统天下几乎无悬念。但在战争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失去荀彧等智囊团支持的代价。华容道逃生后，曹操仰天痛哭，连呼三声哀哉奉孝！——他悔恨自己被孤立，错失最佳统一时机。

建安十七年，曹操晋魏公，荀彧明确反对，被调离中枢，扣留幕府，不得行使尚书令职权。征孙权期间，荀彧留守寿春，不久去世，据说或服毒自尽，或忧郁而亡。孔融和荀彧相继离世，东汉朝廷从此再无忠心汉室的高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