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5年，经过整整五年的浴血鏖战，忽必烈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一统蒙古，成为蒙古帝国至高无上的大汗。北方的叛乱平息之后，他的目光迅速转向东南，那片江山如画、却坚韧如铁的南宋。

自公元1234年蒙古与南宋开战以来，双方已在秦岭与淮河一线鏖战三十载。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历代蒙古大汗采取了三路进攻的策略：一路奔袭川蜀，一路直取荆襄，一路压迫江淮。直到忽必烈征服大理国之后，又在云南开辟了从西南直攻广西腹地的新战线。然而，纵使四路并进，南宋却如钢铁般屹立不倒，让蒙古军不得不重新审视战略。

就在忽必烈筹划像以往一样四路出击之时，曾经叛投蒙古的南宋降将刘整，献上了一计不同寻常的灭宋妙策——从中路突破汉水重镇襄阳，再顺流而下直击江南。

刘整的建议中，首先要从襄阳入手，攻取江南重镇鄂州（今武汉），再顺江而下，一鼓作气扫平江南。忽必烈权衡前朝四路出兵屡有收效甚微，于是采纳了刘整的计策，将战略突破点锁定在襄阳。更为巧妙的是，刘整建议先以和平名义贿赂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在襄阳东的鹿门山设立榷场，使蒙宋双方在战时未启的时期内维持贸易。刘整深知，榷场一旦战事爆发，即可转化为蒙古军的前沿据点，而鹿门山正是襄阳、樊城的咽喉要地，同时阻断鄂州援军北上之路。

吕文德只看到了榷场带来的经济利益，却未察觉其中隐含的军事阴谋，于是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蒙古的要求。公元1266年秋，经过一年修建，襄阳鹿门山上的榷场竣工，商旅熙攘，边贸繁盛。而与此同时，忽必烈的征兵令已经传遍东亚，从黄河流域到高丽，从大理、安南至西南边陲，兵马源源不断集结，南下荆襄。

半年后，蒙古军展开对荆襄战区的试探性进攻，由南都元帅阿术率五万兵马挺进襄阳。蒙古军势如破竹，迅速深入荆襄腹地，然而，汉水两岸的襄阳、樊城守军坚守不出，令阿术无奈。阿术只得大肆掳掠襄阳以西的百姓北上，但宋军出其不意的埋伏在安阳滩（今丹江口）将其击退。虽然南宋守军成功抵御了首次试探，老练的吕文德却嗅到了大战将临的征兆，并安排弟弟吕文焕镇守襄阳，由此奠定京湖战区的铁三角防御体系：襄阳、樊城、鄂州互为支援，江陵府控扼长江，形成固若金汤的战略布局。

公元1268年九月，忽必烈任命阿术为征南都元帅，刘整为汉军都元帅，共同策划襄、樊二城的攻陷。看到蒙古军在汉水以北集结，吕文德镇定地告诉弟弟吕文焕，只需坚守城池即可。他自信源于三十余年来历代襄阳守将的辛苦经营：自1239年南宋名将孟珙收复襄、樊二城以来，经过多年筑城加固、兵粮储备，襄阳与樊城俨然成为南宋屏障，坚不可摧。

然而，吕文德的自信却也孕育了隐患——蒙古军在鹿门山建立据点，并在樊城以东白河口筑城，使襄阳面临持续威胁。吕文焕屡次出城试图拔除敌寨，却遭蒙军击败，最终险些被俘。消息传至吕文德耳中时，他才幡然醒悟：自己一年前允许蒙古在鹿门山设榷场，乃是致命失误。病榻之上，他虽不能亲征，仍指挥京湖诸路对襄阳外围蒙军进行骚扰，而这一年的战事最终随着1268年的结束而告一段落。

次年春，忽必烈派大将史天泽带两万精兵抵达襄阳，增援围城蒙古军，总兵力达十万。史天泽与刘整、阿术勘察地势后，在襄阳四周筑土城、设防垒，逐步切断南宋援军的陆路通道，仅留水路可通。吕文德派张世杰沿汉江西进援城，却遭蒙军水师李桓阻击，大败而归。然而，这并未熄灭京湖诸路救援的热情，宋军仍不断尝试突破封锁。六月，荆襄雨季来临，夏贵乘机率舟舰突破蒙军封锁，将大量物资送至襄、樊二城，为守军注入希望。随后蒙军强化水陆围困，京湖援军通道彻底被阻，吕文德因内疚与懊悔而病逝，临终仍念鹿门山之名。 吕文德去世后，李庭芝接任京湖统帅，遣重兵救援襄阳，却遭范文虎不配合，水陆两路受阻，救援未果。时间流转至1271年冬，忽必烈宣布建立大元帝国，将都城迁至燕京，意在统一中原。而此时，汉水之畔的襄阳已经坚守五年，蒙古铁骑的耐心也到达极限。新一年，忽必烈决定改变策略，亲派三万铁骑由阿里海牙统领攻襄阳，局势骤然紧迫。

樊城在蒙军强攻下危在旦夕，然而，一支高悬忠义二字的水师破江而来，打乱了蒙军部署，为樊城守军争取了喘息机会。牛富与吕文焕暂时稳住局势，但随着援军被截，蒙军围城逐步升级。1273年正月，阿术调来波斯回回炮，轰击樊城，使坚守六年的樊城最终失陷，牛富与副将王福殉城，吕文焕孤立无援，心生恐惧。

面对城破危机，蒙军总攻在即，忽必烈却选择策略性劝降吕文焕，以瓦解南宋核心力量。阿里海牙亲诣襄阳城下宣旨，以官爵与安全诱降。吕文焕深知生死与名誉的抉择，最终在获得城内百姓安全保证后妥协。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七日清晨，襄阳城门缓缓开启，南宋的西门自此失守，江山亦如汉水般日渐倾颓。

经过六年的坚守与血泪，1276年正月二十二，蒙古军直逼南宋都城临安，宋恭帝投降，南宋最终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