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权贵中,眼光敏锐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能够看清大清帝国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但敢于真正深入改革的,却少之又少。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触及核心利益的改革,都像是在刨掘满洲祖坟,是自寻死路。咸丰时期,改革的紧迫性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但对大清的统治阶层而言,不改意味着慢性死亡,改了则几乎等同于寻找死亡的邀约。于是,大多数满清老爷选择麻痹自己,希望在酒精的迷雾中平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
而肃顺的存在,正是这种悲剧的缩影。他是晚清唯一敢于触碰权贵利益的人,但性格上的锋芒,使得他无法以温和的方式推进理想,处处树敌。也正是这一点,为慈禧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成为她得以致胜的重要原因。 自清军入关后,北京城墙内的汉民不分贫富,通通被赶出,城内变为八旗自留地。从豪宅到普通四合院,全被满洲八旗收归囊中。汉民被迫迁居城郊重建外城,近百万汉族居民一夜间沦为赤贫,家具金银被一扫而空,满洲八旗则拎包入住,坐享城池。而在全国八旗驻防的各大城市——西安、潼关、宁夏、凉州、庄浪、太原、右玉、绥远、归化、开封、青州、德州、荆州、广州、福州、江宁、京口、杭州、乍浦、成都——均建立了将军府,占据城内最佳地段,将原居民赶走,重新筑起城墙。 然而八旗总兵力不足二十万,满清又从明朝降兵中挑选精壮之士,组成汉军绿营,构成清帝国统治的基础武力。八旗士兵属于在编军籍,不得转业,只靠饷银维持生活。随着人口增长,饷银不足以养家,满清为了维持八旗军心,不惜将年老体弱、不能行走的幼儿都列入八旗名册。相比之下,绿营士兵待遇低微,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剥削百姓,甚至充当私商走私的帮凶。 时间一久,八旗贵族日益腐化,战斗力大幅下降。康熙年间依赖绿营平定三藩之乱,到了咸丰时期,绿营也逐渐老化,连基本兵员都凑不齐。顾命大臣肃顺曾感慨:旗人浑蛋多,汉人惹不起。他是满清建国以来,首次真正重视汉人官员的人,在他手中,汉臣尝到了久违的权力滋味。 爱新觉罗·肃顺,镶蓝旗贵族,开国世袭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郎七世孙。道光时期,他虽身为宗室,却在侍卫和散秩大臣的职位上行事低调,直到咸丰即位,十年间越级提拔,入主中枢,成为咸丰最信赖的满洲亲贵。咸丰初登基,朝内穆彰阿牵制,他一纸弹劾将穆轰下台,同时清理掉咸丰心头的隐患——恭亲王奕的权势。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南方八旗绿营迅速败退,太平军两年内横扫江南,并在南京建都。咸丰焦急调集军队围剿,又命地方官员组建团练,但湖南的曾国藩初出茅庐,担心身份与责任,不敢轻易出手。曾国藩湖南人,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咸丰元年,穆彰阿倒台牵连到他,家母去世,他又回乡守孝。组建湘军,既无经验又缺粮饷,他不免心生畏惧。肃顺看准了局势,鼓励曾国藩积极练兵,多次在咸丰面前举荐他。满清朝堂对民间团练依旧犹豫,汉人领袖彭蕴章等人也持保留态度,担心汉人坐大威胁中央权威。可满洲八旗战力衰竭,若不启用汉臣,满清将无以自保。肃顺竭力推动,最终促成汉臣自建团练,对抗太平军。 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常州守卫汉臣何桂清逃逸,富绅挽留无果。肃顺抓住机会,在朝中运作,将彭蕴章逼退,由其同党穆荫接任,正式启用地方汉臣。此举稳定了大清的统治根基,否则江南已成太平军天下,满清仅剩僧格林沁统率的满蒙骑兵,湘军尚未成型。又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国家危在旦夕。 肃顺在政治上是少有的人才,他推荐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官员,同时严厉整治北京腐败权贵。然而,他个性张扬,政坛咄咄逼人,触动了满洲权贵利益,得罪了以恭亲王为首的宗室。虽不成皇权威胁,但对大多数满洲权贵而言,他成了阻碍既得利益的拦路虎。即便是地方有军权的曾国藩,也不敢与之过于亲近。肃顺几乎孤立无援,除咸丰帝外无盟友。 咸丰驾崩,慈禧与奕亲王等宗室构成势力对抗,僧格林沁等满洲军方也加入,肃顺被架空军权。1861年,咸丰遗诏八大臣辅政,慈禧暗中调动军权,肃顺孤立无援,被围捕。京城汉臣观望,慈禧上台后招抚曾国藩等地方官员,允许汉军自筹军饷。肃顺被处斩,端华、载垣自尽,慈禧垂帘听政正式开始。 太平军攻破江南江北,大清可用之兵仅剩北京的满蒙骑兵,南方事务则交由湘军将领曾国藩、左宗棠。满汉分守南北的格局初步形成,西方列强的利益在中国加固。满清权贵、汉人军阀、列强三方利益交织,慈禧上台后的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三方妥协、利益均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