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区域发展的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宁，在系统梳理明清以来皖北的水患、治理与人口变迁后，写成新书《沉默的皖北》（2026年1月出版）。3月26日，搜狐文化与郑宁连麦对谈，围绕这片“被忽略的腹地”，讨论其为何长期陷入困顿。

郑宁认为，皖北之“苦”，先是天灾。黄河改道、泛滥，一次次把土地冲散。更难的是——它很少进入国家治理的优先序列。相较于需要保障漕运畅通、维系盐场利益的区域，皖北更多时候被当作可以承受代价的“缓冲地带”。

在郑宁看来，皖北的沉默，也被一种长期的“低成本治理”逻辑所捆绑：不被看见，也就不被投入，“你过得苦，只要不连累我就行”——这种状态延续数百年，最终形成治理惯性。

衣锦还乡冲动，让朱元璋建都凤阳

洪武二年，大明朝廷决定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建中都。至洪武八年春，多数工程已“功将完成”，但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突然下令“罢中都役作”。这一工程来得迅猛，去得突兀，背后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郑宁认为，朱元璋在缺乏经济腹地的凤阳营建中都，很大程度上源于“衣锦还乡”心理。不只是他本人，当时朝廷中最有权势的一批人，与朱元璋一样，多出自淮西，家乡集中在皖北一带，“都有回乡建功冲动”。

当然，朱元璋并非没考虑过其他选址。他专门考察过古都开封、西安等地的状况，但都已不再适合定都。

最终，朱元璋给出“凤阳前有淮河、后有长江，通漕运，又居天下之中”的理由，群臣多表赞同，中都工程由此启动。

但后来罢建中都时，他给出的解释完全不同。史料记载，朱元璋祭告天地，称工程劳民伤财、触怒天意，因而中止建设。后世据此多归因为“风水问题”，但在郑宁看来，这更像是一种说辞。

郑宁认为，朱元璋是极清醒、成熟的政治家，“凤阳不适合建都，这一点他未必不清楚”。早年在郭子兴帐下时，他就曾判断滁州并非“称王之地”，而滁州与凤阳相距甚近，说明其具备相应判断。

既然明知不合适，为何仍推进？郑宁引用朱元璋晚年反思：一生多行善政，唯独中都营建“操之过急”。由此推测，朱元璋在过程中已逐渐意识到问题，但在政治格局、情感驱动与象征意义作用下，工程仍推进了一段时间。

这意味着，兴建中都并非纯粹理性决策，而是情感、象征与现实功能交织的结果。但要终止它，就必须给出“理由”。对于强势皇帝而言，承认失误并不现实，于是“天意”“风水异象”等说法出现。

当大家都混得不行，很难说谁更好

中都罢建，不意味着一切归零。凤阳府辖区极广，一度囊括河南信阳及豫东地区，其行政架构及洪武年间的短暂繁荣，构成皖北某种意义上的“高起点”。

行政架构庞大，经济基础孱弱。郑宁认为，这种张力在地方层面投射出微妙的认同变化。

明代前期史料中，皖北（彼称淮泗）常带有自豪表达。地方志中常见“太祖高皇帝龙兴于淮泗”“此乃皇上创业之地”，甚至有方志直接称为“帝乡志”。

但越往后，这种认同逐渐转为疏离。例如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多次强调其部下来自庐州、扬州等地，是“南边良民”，与北方“易于生乱之人”不同。

这种拉扯延续至今。比如调侃南京为“徽京”，往往带有复杂意味。郑宁举例，有读者认为自己家乡不应归入皖北，理由是“离南京更近”。可见，自明代“大凤阳府”空间建构以来，人群聚合了，但关于“我是谁”的认同始终在拉锯。

同处淮河流域，皖北与苏北发展路径不同，有人说政策厚薄不同。但郑宁认为，这并非简单“厚此薄彼”——当大家混得都不行，很难说谁更好。

两者确实有差异。由于漕运存在，苏北苦难展露在聚光灯下。“乾隆南巡时，还会在大堤上题诗，哀叹民生之痛。苏北的牺牲是有明确目的的——保漕运、保京师、保江南。”相比之下，皖北是“你很惨，但没有人关心你的惨”。

至于这种状况如何被“合理化”，郑宁认为，其背后是“低成本治理”逻辑：关注越多，投入越多；反之，一个地方若沦为“小透明”，治理成本反而低。

皖北恰恰处聚光灯之外——“你过得苦，但只要不连累我就行。我无需投入巨大的治理成本去改变你，因为相较于苏北漕运的战略价值，在皖北投入并不划算。”这种“低成本治理”延续数百年，塑造了社会风貌，并形成治理惯性。

忙于生计的人，往往无暇造反

是否正是低水平治理，导致“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印象？郑宁认为，这里情况更为复杂。从元末红巾军到晚清捻军，五百年间多地动荡，但皖北长期相对稳定。

贫困地区为何不易造反？一个解释是：忙于生计的人，往往无暇造反。郑宁说，传统社会大规模动员，需要组织能力与资源支撑，而在生存困难的环境中，个体难以积累这种条件。

因此，皖北的“稳定”，某种意义上正是低水平治理的结果：社会缺乏凝聚力，难以形成规模化组织。出现零星动荡，官府即可用有限力量压制；只有在外部力量打破秩序（如太平天国进入）时，才可能出现“滚雪球式”失控。

这一逻辑同样体现在教育层面。皖北并非没有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动力，但教育资源匮乏，又需与苏南、皖南竞争，几无优势。

至于改命机会，并非没有。郑宁将“窗口期”指向明末清初——大乱之后本有可能重塑制度，但最终“清承明制”。太平天国时期亦曾出现契机，但同样未能改变路径。皖北“高开”之后再无“高光”，也就顺理成章了。

沉默的皖北——明清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

中华书局2026-1

作者简介

郑宁，男，1991年生于安徽省蚌埠市，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联合培养。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担任学术辑刊《海洋文明研究》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明清政治史、区域社会史。

撰文：北塱

编辑：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