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白了，不过是老酒换了个新瓶子而已。听他们嘴上说什么，不如看实际行动。为政者说再多漂亮话也无济于事，关键还是落实得怎样。这就好比陈寿评价诸葛亮那句石锤：及亮卒，如其所言。那么曹丞相能否也做到言行一致呢？其实，史书摆在那里，想查都不难。

如果你懒得翻书，多版《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也能帮大家把数字捋清楚：东汉时期196——219年，寒族官吏占比高达56.5%；到了220——239年曹魏集团，同类比例降到36.8%；再到240——264年，更是直线下滑至15.3%。所谓士族，是指父、祖、曾祖三代中有二人任刺史、太守；寒族则是父祖辈皆未任职官吏的平民。如果只靠专家著书，那算个人意见，但自己翻古书统计，也不难看到真实情况。

如此一来，到底谁在虚张声势搞宣传，就一目了然了。追溯到曹操时期，寒门占比其实并无惊人变化；反倒是蜀汉集团保持初心，长期执行群众路线。在黄皓当政前的220——245年间，蜀国寒族官吏占比稳居66.2%，这一数据足以打脸所有空谈唯才的论调。

纵观魏、吴两国，随着时间流逝，白身在官僚体系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如果再拉长时间线，估计会让那些鼓吹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宣王粉大吃一惊。比如西晋290——316年间，寒族官员比例低至12.2%。你看，大晋国85%以上的士族结构下，王羲之就天生具备大官候选人资格吗？没有大晋，就没有《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就不存在了。可问题是，行书能拿来反驳所谓五少玩华吗？

当然，士族登上前台是历史大势所趋。纵然诸葛亮般的英杰，也只能撑起黑夜来临前的一抹残阳。当英雄远去、礼制失衡，仍无法护住大汉残脉。历史大势如此，又岂能靠曹操几篇《孟德选篇》挽回乾坤？可笑至极。

当今一些写手张口唯才，闭口不羁，殊不知奸雄最重视的，恰是背景与德行。《三国志·毛玠传》记载：太祖为司空时，与崔琰并典举，盛名之士若无背景，终究无法晋升。太祖叹息：用人至此，使天下自治，吾复何为哉？哪里是唯才，分明是唯德！若真有盗嫂为金之徒，能通过崔、毛二人考核？幸存者的差异，被拿来编成论文，首先得分清特例与惯例。

顺带提一句，这二位被任用时，《求贤三令》尚未成稿。翻遍古籍，又有谁能指认哪位贤达因三令而任职？说蜀国不治史，但曹魏典籍详尽，同样没有留下每个求职者名字，这本身就很奇妙。

看看才子在曹门下的遭遇吧。九品中正法与唯才是举冲突，但该法起源于曹操军政，以优劣论人才。五子卓越，终其一生也难及夏侯诸曹的尾灯。即便有人被羞辱为白地将军，即使张辽勇破十万，也仍需听命于无功将军夏侯惇，唯才是举？哼，谁信啊！

再对比姜维投降后，短短两年从中郎升至征西将军，最终拜大将军。在曹魏一国，这种提拔已属匪夷所思，而在蜀汉却是日常操作。 说来令人唏嘘，孙权还能越级提拔吕蒙，而曹操却毫无此例。现如今风向一变，却有人说诸葛亮嫉贤妒能，孙权向士族投降，而曹操成了不拘一格的典范，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建安二十四年，夏侯渊、曹仁等人把事情搞砸，曹操第一反应仍是派曹植去解襄樊之围。《武帝纪》记载：太祖以植为中郎将，欲遣救仁。植醉不能受命，悔而罢之。若非曹丕用手段灌帝位竞争者，这事恐怕收场无从谈起。想象关羽面对曹植，也不必考虑江陵问题了，这就是曹操用人的风格。 求贤三令的历史背景亦清楚可见：建安十九年耕籍田，建安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驾六马、五时副车。所谓求贤令，正与篡汉立魏的步奏同步。随着改庭换户加速，求贤若渴的调门必须喊得更响。同时代颁布的《典狱令》却无人吹嘘：刑事关乎百姓生命，选明达者持典型，一切归于求狱令。 此举意在两方面：一是提拔德行低下者，以求贤不拘尊卑；二是集权稳住部队控制权，保障代汉大业顺利推进。否则，若继续唯贤唯德，恐怕行不通。再者，有才无德者多身份低微、无根基，易于操控，自然唯权贵为上。历史上如周朝武氏举寒微、近代张贼拔文盲当干部，不过是效仿曹操而已。 综上所述，曹操求贤之道虽变态，却符合非常态，欲用人时以公文盖章昭示天下。大局既定，尘埃落定，自然地消化、淘汰不合格者。可惜天不假寿，大权旁落之事只能交给曹丕处理。像曹操这样的人，根本没意识到与士族抗衡的层面。再往上溯，沛国曹氏自古就是利益集团的一份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