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性测试内卷，一种最为致命的社会之癌。 1 曾读过一段史料，讲述清朝末期的外交故事。当时，清政府派遣外交大使出国，却依旧坚守着传统的君臣礼仪。于是，每当外宾到访，清朝的使臣就得在码头三叩九拜，跪接圣旨。此时，站在旁边的外国人，便成了这场礼仪表演的观众，旁观着这一幕，觉得既新奇又滑稽。这一景象，甚至被当地报纸画成漫画，成为人们的笑料。满清的愚昧、落后，君主专制的体制，使得他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沦为笑柄，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时，清朝驻英国的大使郭嵩焘看到这一幕，心中满是痛苦。他忍不住向朝廷上表，建议是否可以将这些跪拜大礼移到使馆内进行，毕竟这种宣誓仪式的效果和在码头公开展示并无太大区别。毕竟，咱们的大清有自己的特色，但在外国面前再公开表演这些，实在让人难堪。

然而，朝廷的回答是——不行！ 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我总会疑惑，郭嵩焘这个人，难道是在英国待久了，连清朝官场的一些基本规则都忘了吗？其实，所谓的码头跪拜并非如郭嵩焘所想的那样，单纯的宣誓仪式。而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其目的是测试臣子对皇帝的忠诚程度。 既然是测试，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竞争。就像一场考试，考试中必然会有排名和内卷，合格的标准也会随着这种内卷不断提高。你如果在大使馆跪接圣旨，确实能表现出忠诚，理论上已经足够。但在这个体系内的局内人们怎么看？他们可能会觉得，若不亲自去码头接圣旨，哪能彰显自己对皇帝的赤诚呢？你不过是在表面上完成任务，可这并不够，其他大臣、甚至是你的副使，都会去码头跪拜，到时你不跪，你的位置就尴尬了。 讽刺的是，郭嵩焘最后正是被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所干掉——

他担任驻英公使时，副使刘锡鸿是一位不同于传统的守旧派人物。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刘锡鸿并非昏庸愚蠢，相反，他对英国的先进文化十分认同，认为晚清的积弊亟待改革。在理念上，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看法几乎一致。可是，局内人的目标并非改变国家的行政效率，而是通过争斗，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 如何打败郭嵩焘，取而代之呢？刘锡鸿的做法非常简单——他通过指责郭嵩焘对皇帝不够忠诚来达到目的。他声称自己愿意去码头跪接圣旨，而郭嵩焘却在使馆内敷衍完成了仪式。他说郭嵩焘受西方影响，丧失了忠诚，吃里爬外，不再忠心于大清。皇帝既然要求忠诚，那就应该罢免郭嵩焘，任命我来。 最终，刘锡鸿凭借这一招成功卷掉了郭嵩焘。可怜一心谋国的郭嵩焘，最后竟被打上无父无君里通外国的标签，最终被罢职，带着满腹冤屈归乡，郁郁而终。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合格的现代行政体系应当有高度标准化的行政指令——每一条指令，都应有明确的标准，执行的效果也应如流水线般统一、高效。然而，清朝的服从性测试最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标准化。由于执行者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测试的标准在不断内卷，最终变得扭曲，政令的实施也逐渐走形。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能理解为什么清朝的码头跪旨如此难以根除——它并不是一条成文的、合法的制度，而是一个威权体制下，因服从性测试内卷而衍生出的潜规则。即便朝廷后来下令，不再强迫官员在码头跪拜，而是仅在使馆内行礼，仍然没有人敢打破这一传统。因为谁能知道，皇帝真心不要这一场面，还是仅仅是在假客气？如果你不跪，那别的大臣还会继续跪拜，那你是不是就显得不忠了呢？你的职位还保得住吗？ 事实上，这些官员们都非常精于利己。码头跪拜虽然丢了面子，但那是大清的事，关我何事？但如果我不跪，乌纱帽就得丢了，那可是我自己负责的，我可不敢冒这个险！ 2 是的，一个威权体制最难根治的病症，就是服从性测试内卷。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看透许多事情。 比如说，很多曾在机关或国企工作过的人，都会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想要在这种体系内改革一些陈旧的潜规则（比如，开会时要让领导先走，讨论时大家都不发言，等领导定下话题后，大家才开始附和拍马屁），那几乎是痴人说梦。 事实上，这种潜规则是否能改变，和领导是否开明、是否真心想改革并无太大关系。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潜规则就是服从性测试内卷——没有哪个单位明文规定，领导的茶杯空了，下属就得上去倒水；也没有规定领导提出一个点子，你只能叫好，不能提意见。 但是，正是这些小事，最能体现出你作为下属的忠诚和服从。而当上级要做出提拔或给予好处时，往往会优先考虑那些自己人。那么，是否参与这种测试，是否加入内卷的行列，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这就像高考一样，任何一种单一的测试一旦开始，都会陷入无限的内卷，变成一个无底的深渊。怎样才算合格？那是个相对的概念。

因此，一个单位的人员越多，利益分配越倾向于威权导向，这种服从性测试内卷就越容易发生，最终导致积弊丛生，成为行业僵尸，最终死亡。 3 再把这个道理放宽来看，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 中国历史自进入大一统王朝之后，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各朝历代总是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一个王朝建立时生气勃勃，但过不了几十年，最多一两百年，百弊丛生，最终不得不经历合久必分，进行一次清零重启。

这一现象其实是很奇怪的，因为如果政治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理应可以熟能生巧才对！一个王朝的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资源来维护其统治，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来延续自己的统治呢？ 从服从性测试内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释——就像晚清的码头跪旨积弊难改一样，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过于强调利出一孔，必然会滋生出大量的服从性测试内卷。这些内卷产生的积弊，无论如何尝试改革，都会导致新一轮的内卷。 比如，北宋的王安石变法，虽然旨在挽救冗官冗兵，但最终却被异化成了服从性测试内卷的过程。地方官员在执行变法时，往往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强行摊派，导致了变法的初衷大打折扣。 王安石变法，最终带来了安石乱天下的恶名，甚至直到南宋时期，人们还将王安石视为国家分裂的罪魁祸首。这些看似巧妙的改革措施，在服从性测试内卷中最终变质，成为了害民的政策。 如果细想一下，这种现象又何尝不正是中国历史的缩影？从秦朝开始，历代的官僚体制逐渐演变成了棘轮机制——只能向着单一方向运转，不断积累腐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社会总是需要经过几十年或一两百年的治乱循环，才会经历一次清零重启。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曾经这样说，但他并未追问，为什么人们会在殉葬这种行为上疯狂内卷。其实，正是由于忠孝的文化基因，使得这种内卷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最终演变成了无法治愈的社会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