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13日,莫斯科郊外一条乡间道路边发现了加纳医学生阿萨雷·阿多的尸体。他是加里宁医学院的学生,当时二十九岁。苏联方面很快进行了尸检,两名加纳医学生全程在场观看。官方得出的结论是他在醉酒状态下倒在雪地里,因为体温过低而死亡,身上没有暴力痕迹,只有下巴附近一道小疤痕被认定为摔倒时磕碰造成。这件事很快在非洲留学生中间传开,大家对这个说法不认可,认为其中有蹊跷,尤其联系到他和俄罗斯姑娘交往的情况,觉得可能是种族原因导致的意外。
消息扩散后,非洲留学生群体开始行动起来。12月18日,来自加纳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学生聚集到莫斯科,他们先是在加纳大使馆附近集合,要求重新调查死因并保证安全。人群情绪比较激动,之后队伍开始向市中心移动。学生们穿过街道,冲过警察设置的路障,一路到了红场。这次行动据当时报道参与人数在几百人左右,有人说接近五百,有人提到可能更多,但实际到场的规模让现场显得很突出。这是红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以来第一次出现未经批准的政治抗议活动。
学生们在红场站住,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杀害非洲人、莫斯科是歧视中心、莫斯科是第二个阿拉巴马这样的内容。他们用英语、俄语和法语喊口号,吸引了西方记者的注意。记者们早就得到风声,拍下了整个过程。现场有市民围观,有些人觉得不满,双方一度发生推搡。警察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和学生有轻微冲突,有人试图冲过卡车路障,爬过去继续前进,但整体没有演变成大规模暴力。
苏联当局面对这种情况,没有采取抓捕或者强行驱散的做法。相反,他们选择让学生代表进入教育部大楼,和教育部长等人进行面对面谈话。谈判中,学生们表达了对安全和待遇的意见,官方则重申了尸检结果,并表示会研究相关诉求。整个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最后学生们从现场撤离,没有人被逮捕。这道指令从高层下达,目的是避免在国际上造成更坏的影响,因为冷战时期任何处理不当都可能被西方媒体放大成苏联在第三世界政策上的失败。
事件结束后,西方报纸很快刊登了照片和报道,把红场上的场面当成头条,批评苏联的国际主义形象。苏联国内媒体则低调处理,只提到部分留学生对同胞死亡有误解并提出意见。加纳大使馆方面也和苏联外交部有过沟通,表示支持对行为不当的学生采取纪律措施。一些在抗议中比较活跃的学生后来以各种理由被遣返回国,档案里留下了记录。苏联方面随后加强了对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和思想教育工作,比如在大学里更注重相关课程,这在1964年1月就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