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何很多人说蜀国灭亡诸葛亮难辞其咎？恐怕不尽然
俗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头脑冷静、思想清醒，那么即便遇到错误，也能将其危害降到最低。而一旦掺杂进感情因素，明明知道该做而不做，或明明知道不可为却偏偏去做，结果往往会非常糟糕，甚至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 很多人常以诸葛亮为例，称其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景仰其人格的伟大，这是一个角度；但若从他坚持北伐政策，导致蜀国过早衰亡的历史效果去分析得失，那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诸葛亮之所以要上表陈词，是因为当时许多人反对北伐。蜀国国力尚弱，民心思定，连年征战使得百姓疲惫不堪，当务之急应当是让民众休养生息，疗治战争创伤。然而诸葛亮却不顾普遍的反对声音，坚持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显得格外固执而冒险。 首先，他在战略判断上出现了偏差：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再到有魏则无蜀，最后提出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都显示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曹魏虽有吞并蜀国的意图，但曹睿上台后，朝中大臣倾向守成，等待吴、蜀内部出现动乱。诸葛亮错失了这一段相对安稳、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 其次，承受先帝托孤之责，使他寝食难安、情感上负有极大义务，这种情感因素让他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仍然贸然行动。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难以作为行为范例。
再次，他错误地认为若继续相持，蜀国必然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局面，因此主张趁将领尚存、兵力尚在时，迅速发动攻势。这一逻辑背后隐含着他对自身过度自信，对后人的不信任。但战争本是复杂系统，个别人去留并非决定性因素。 因此，即便在一次失败战争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却仍旧发动第二次进攻，前景可谓不言而喻。 《古文观止》中收录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塑造了诸葛亮忠诚至善、垂范千世的形象，令人景仰。然而文学的魅力往往在于煽情，它可以深深打动人心，却也可能让人忽视现实。前后《出师表》的真挚情感，展现了诸葛亮的忠诚，但若从蜀国当时的内外形势看，频繁北伐带来的后果，则值得仔细斟酌。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每位政治家必备的素质。诸葛亮却不顾国力强弱，不顾民心向背，不顾敌方虚实，不顾周边环境，贸然向曹魏挑战。这种冒进，正如许多好大喜功的领袖所经历的悲剧：第一次受挫，仍坚持第二次，甚至付出更大代价。 二次上表之际，连阿斗也曾劝他：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未入寇，何不安享太平？后主虽庸，但这一句话确切点出了问题。可惜他是傀儡皇帝，言语难以左右决策。 《蜀记》有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等与士大夫共议诸葛亮，当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吴大鸿胪张俨在《默记》中也说：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境安民，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这些同时代或稍后的评论，都对诸葛亮频繁北伐提出质疑，认为其过度自信、自负而罔顾现实。 此外，许多领袖一旦自视为济世之才，便会产生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即便在文坛这样的场合，也有人急于留下身后声名。诸葛亮在曹操死后，可能认为魏国无可匹敌之敌，过于轻敌、急于开局，这既是其性格所致，也与追求声名不朽相关。 这种渴望留名千古的情结，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无论倾家荡产，还是祸国殃民，许多伟人都无法抗拒在历史长卷中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冲动。诸葛亮出兵汉中，也正是其性格造成的悲剧。身居高位、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左右他的决策，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众人眼见其步步走向失败，却无法挽救。他的亲信马谡曾劝道：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谯周亦苦谏：何故强为？连不谙世事的后主阿斗提出疑问，也无法阻止北伐之决心。然而，这些意见只是后人的揣测，并不能完全还原当时的真实意图。许多伟人有良好出发点，却因时机不当未能实现，比如秦始皇、杨广、柴荣，诸葛亮亦可能如此。 诸葛亮死后发生的事，并非其一生所为的直接因果。孔明作为神级人物，自有宏图大略，他不可能不明白连续征战的弊端，却仍坚持北伐，也许背后隐藏着我们难以揣测的战略意图。对于他的选择，我们只能怀着敬意和思考，去理解那份超越寻常的远见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