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元博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对国民党高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全民族抗战初期，孙科主张积极抗日，反对对日妥协，主张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争取苏联对华援助。在抗战中期，孙科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发生变化，但其坚持抗战的立场没有变。抗战后期，他再次支持国共合作，提出对日清算，参与大后方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对孙科的爱国主张予以肯定，并对其进行统战工作，在统战工作中将团结与批评相结合，对于维护国共合作，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壮大大后方民主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并积累了对国民党高层人士的统战经验。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孙科

1937—1945年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进一步成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战策略也进一步成熟，对包括孙科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长子，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在国民党内有较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孙科能够逐步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主张对日作战；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孙科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孙科反对投降，主张全民抗战，支持国共合作，积极开展对苏联外交，争取苏联对华援助。在抗战中期，他发表了一些反共言论，但坚持抗战立场没变。在抗战后期，他反对蒋介石独裁，呼吁实现民主。鉴于此，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重视对孙科的统战工作，通过团结-批评-团结，以多种方式对孙科开展统战工作。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孙科开展的统战工作对促进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大后方民主运动起到积极作用，并积累了对国民党高层人物的统战工作经验。以往研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时期对孙科的评价、全民族抗战时期孙科的政治主张和对苏联外交活动等。［1］本文利用国共双方档案资料，探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随着国内外局势及孙科政治立场变化对其开展统战工作。

一、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对孙科的统战工作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孙科展现出爱国的立场，主张全民抗战，反对对日妥协，支持国共合作，开展对苏联外交争取援助。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对其开展统战工作。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孙科反对将领土割让给日本以换取停战，主张积极抗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提出所谓的“不扩大方针”。中国亲日派呼应日本的“不扩大方针”，主张与日本就地停战，孙科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全民族开展对日作战已刻不容缓。他表示“今日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关头，全国人民，固应信任政府、沉着应付，但必须使全国抗敌民气，能充分发扬。庶国力充实巩固，争得最后之胜利”。［2］孙科认为这场战争不再是某地区的军队或政权对日本的战争，而是全民族的抗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已刻不容缓。1938年英法等国主张中国将部分领土割让给日本以换取停战。孙科在1938年访问英国之际，驳斥了该主张，并表示：“但如日本自画一线，譬如由张家口北平天津济南以至青岛，谓彼决将占领之、西方国家、为尊重现实的新政策起见，劝告中国接受日人立场，以为折中解决之办法，则中国决难如命。”［3］孙科也是较早知道汪精卫投敌路线的人，1939年5月12日，孙科在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面期间得知，日本请求法国保护汪精卫乘法国邮船，经河内前往上海，汪精卫也正在联络南北汉奸伪政权谋求建立统一的傀儡政府，收买伪军发动内战，因此他建议蒋介石严防国民党内反动汉奸。［4］孙科得知后立刻通报给蒋介石，这表明孙科对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径是坚决反对的。

孙科在全民族抗战初期支持国共合作。孙科认为，国共之间虽存在分歧，但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人，两党团结抗战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最大的优势。全面抗战爆发后，部分日本人借防中国“赤化”之名进行侵略，对此孙科驳斥道：“就算中国赤化了，还不是中国自己内部的事情，又何劳日本的越俎而代庖呢？日本以防共为侵华的理由，是不值一驳的。”［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胜利后，孙科也致电表示祝贺。［6］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争取别国的支持和帮助，希望恢复中苏邦交，孙科便是恢复中苏邦交的积极倡导者。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孙科主张进一步发展中苏关系。1937年7月他表示“中国唯一可找之朋友为苏联，苏联为远东唯一大国，且为陆军国家，如中国与苏联有互助公约等存在，日本即未必敢轻于启寡。现在日本之所以急急侵略华北，即先下手为强之”。［7］

1938年2月，孙科第一次访问苏联，抵达莫斯科后，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进行会谈，斯大林表示苏联方面愿意对中国提供军事援助。［8］1938年5月孙科第二次访问苏联，就贷款和军购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1939年4月孙科第三次访问苏联并于6月17日同苏方代表米高扬签订《中苏通商条约》。［9］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4.5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遣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10］孙科主张发展中苏关系，三次出访苏联争取到了较多的苏联援助，对抵抗日本侵略起到重要作用，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特别是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对国民党中的不同派别、不同人物要采取不同政策。1938年5月，任弼时分析时局时指出“就目前的情形看，在中国坚持抗战的力量，还是超过主和投降派的力量。在国民党元老当中，如孙科、冯玉祥、于右任、张继、邵力子等，现在是坚决主张继续抗战的。他们有政治上的号召作用”。［11］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回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经验与启示，指出“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12］孙科主张全民抗战，支持国共合作，外交上主张联合苏联，这是与蒋介石等顽固派有所不同的，与汪精卫等亲日派也有本质区别，加之其在国民党政府高层有一定政治影响，因而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将孙科归为民族资产阶级。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孙科以团结争取为主，并开展统战工作，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1942年，针对孙科“联苏抗日、争取国际援助”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舆论支持等方式开展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主办的《新华日报》通过发表社论，支持其抗战及“联苏”主张，这一举措亦是对孙科的重要统战方式之一。中国共产党对孙科访问苏联十分关注，《新华日报》多次转载其访问苏联的消息。孙科前两次访问取得成功，对此《新华日报》刊文表示肯定。孙科访问苏联回国后，《新华日报》记者对其进行采访，报道指出：“立法院长孙科先生，最近从欧洲归国，而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汉口， 半年来，在海外为国宣劳， 为抗战而奔走， 今天他带来了国际间对我国抗战伟大同情的消息， 预示了我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光明前途。 本报同仁及本报千万读者， 向为国辛劳的孙院长谨致最诚挚的敬意。”［13］

孙科“联苏抗战”的策略受到了国民党内外部分人士尤其是亲日派的攻击。对此《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驳斥，指出“日前两度聘问莫斯科自海外归来的立法院长孙科先生，在对本报记者的谈话中，亦盛赞苏联对于我国的帮助与援助，但我们不能否认，在国内目前还常有人妨害中苏友谊和恶意攻击及污蔑苏联，……讲到中苏两国的关系，自抗战以来，在外交及军事两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但在经济、技术、文化各方面，则还远落在外交及军事之后。……这几方面的加强与促进，不仅更加强了中苏两国的关系，同时也更加强了我们抗战的力量，而达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的”！［14］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孙科争取苏联援助发展中苏关系的贡献是肯定的，并给予舆论上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对孙科的统战在国共关系紧张之际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1940年底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背景下，孙科强调团结统一的重要性，表示：“自从全面抗战开始以来，国内统一团结，有了很显著的进步，对于抗战有很大的决定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今天，我们踏进了抗战第四个年头的元旦，我们不能不格外警惕，全国人应该更加珍贵统一和团结，要把个人乃至指示阶级的私见，完全洗刷净尽，才对得住万千先烈的英灵，才对得住后代无穷的子孙，才能巩固抗战建国的根本。”［15］1040年10月下旬冯玉祥在与周恩来会晤后，同孙科约见蒋介石，制止“剿共”战争爆发。［16］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发起抗议活动。孙科也对时局表示忧虑。［17］

通过对孙科的统战工作，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张学良高级幕僚、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等国民党高层要员有着密切往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阎宝航利用这一优越条件开展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1941年6月，阎宝航通过孙科等国民党要员获得了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18］

孙科在抗战前期对中国共产党的友好态度令蒋介石不满，在日记中写道：“孙科不明大体，任由共党之主使而不觉，最为可痛也。”［19］中国共产党对孙科的统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顽固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坏。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孙科开展统战工作，对促进国共联合抗战，维护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中苏关系起到一定作用。

二、1941年孙科政治态度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应对

1941年孙科的政治态度又发生了变化。苏联在卫国战争爆发后对华援助减少，美国在1941年开始对华进行贷款和军事援助，这使得国民党亲美派地位上升，在1941年中苏关系变化和国共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孙科在4月后展现出反共立场。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孙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写道：“苏日中立条约一发表，在重庆各界就发生了强烈的震动。……4月14日，在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王宠惠和王世杰建议对签订苏日条约采取中立态度。戴季陶和孔祥熙发表了强烈的反共言论。”周恩来在电文中还写道：“在这个条约发表之前，我们虽然也预见到签订这样条约的可能性，但直至4月13日，孙科和刘为章对此却无所知。”［20］与此同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发文指出，美国总统批准了1.25亿美元的借款，也批准对华拨付“五万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军火”，这使得国民党内亲美派力量开始强大，国民党也开始亲美外交路线。［21］

孙科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负责对苏外交，被认为是国民党中的“亲苏派”。但苏联并没有向孙科提前通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的消息，这令孙科感到不满。孙科任主编的《中苏文化》杂志也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宣传阵地，这遭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攻击。［22］

为维护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孙科在4月17日发表了反共言论，他表示，“有人以为中国是一党专政，便不是民主国家。但要知道中华民国是由国父创立的，国民革命是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党领导着革命，便不能不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何况中国没有其他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党！苏联现当局也对我说：‘……我们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而不是要中国试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帮助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四年来中共是不是走这个路线呢？第三国际要他们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他们并没有做，……我们立国的主义——三民主义，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中共自己也有的宣言承认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但中共的边区政府，就违背了国策。现在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是有两个政府，苏联由十六个共和国组成，但他们制度完全一致，政治设施约上一贯的”。［23］孙科这番言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并妄想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政权与军队，他所说的三民主义是蒋介石等人解读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所拥护的是经孙中山先生所重新阐释的新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

孙科还展现出了亲英美态度，他表示，“现在英美人士体会到中国抗战的伟大，唯有支持中国抗战，才可以实现世界和平，这种态度最近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所以美国最近有通过援助民主国家的议案。英国对中国的援助也很积极。日本不能发动南进的原因，在于中国抗战到底，可见中国抗战对世界贡献的伟大”。［24］

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也使孙科担心其影响到国民党政权，1941年下半年，孙科在香港发表更加反动的言论。他表示，“本来关于中共的问题，最合理的解决，只有中共将第十八集团军交回中央改编，以完成军政与行政的统一”。［25］随着苏联援助减少，孙科在国民党受到亲英美派攻击，因而他开始试图争取英美对华援助，这样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其立场转变。

孙科还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独裁统治辩护，其目的是为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以维护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1941年10月他在香港又表示：举世各国，其政府莫不在政党手中，国与党实不可分离。在中国，党国一体，亦不可分。盖中华民国即国民党所建者也。自北伐以来，政权向在国民党手中而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来，国民党又引导中国御侮，中国今日之党治政府，与其他政府无二，废止一党专政，岂将废止政党乎？废止一党专政，即等于改组政府，……然则此举岂非将放弃抵抗乎。［26］

这一时期，孙科的抗战态度仍是坚决的，他在1941年的演讲中表示，“抗战到今年快将四年了，但是还有少数民众和知识分子，对国策表示怀疑和忧虑，——怀疑的是抗战会不会中止？忧虑的是抗战会不会变质？这种怀疑和忧虑的发生，是由于轻信谣言。……敌人为什么要造谣呢？因为他们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根本失败，敌国的舆论界已经有‘军事不能征服中国’的公开表示了。……这一次战争，不但是抗战，尤重在复兴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要说抗战终止，那除非是屈服，接受灭亡条件，所以在抗战目的未达到之前，根本不会终止抗战”。［27］由此看来，孙科坚持抗战的立场在1941年未发生大的变化。

对于孙科的言论，中国共产党以较为灵活的方式进行回击，因其依旧坚持爱国立场，仍将孙科列为可团结的对象。具体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毛泽东在1941年底判断“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做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28］第二，孙科坚持对日抗战的态度没有变化，这是根本前提。第三，孙科没有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反共言论，中国共产党人也继续在该杂志上发表进步文章。第四，1942年廖承志被捕后，孙科也参与了国共两党的营救行动。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在孙科发表反共言论后还是将其作为统战对象，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希望将其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

孙科在香港发表反共言论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刊《华商报》以委婉的方式对孙科所说以党治国的言论进行回击，邹韬奋在《华商报》上发表《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一文指出：中山先生所谓的“以党治国”，绝对不是上面所述的任何的一种的“一党专政”，而是“以党义治国”。这可以用中山先生自己说的话来说明。他在民国十二年十月说：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以党治国”不是“一党专政”，而是以“以党义治国”，不是一党包办，而是有全国各党派（当然是抗日的）依民主的方式来共同努力，这一点的明确认识，对于中国政治的推进是非常重要的。［29］孙科通过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来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辩护，歪曲了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三民主义”等主张，借此攻击中国共产党，邹韬奋文章以不点名的方式回击了孙科的言论。通过民主人士在香港以不点名的形式批评孙科，是一种灵活的斗争方式。

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对孙科作出过多批评，但其反共言论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多变性。周恩来借此机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发表讲话，总结大革命时期的统战工作历史经验。1943年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做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报告对孙科进行了评价，指出“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式的民主”，［30］报告中的一部分回顾了1925年底陈独秀等人与孙科在上海谈判的经验教训。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共产国际即将解散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走向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做了该报告。报告对党在大革命时期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回顾与探讨，表明党在统战工作尤其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中，要坚持重大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要斗争与团结相结合。［31］

三、1943—1945年孙科的抗日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

1943年后，孙科的政治主张再次转变，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主张实行民主，他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同样受到国内外环境影响。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蒋介石不满，尤其是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使国民党内诸多人士对蒋介石更加不满；第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壮大，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第三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解放大片国土后开始向柏林进军，纳粹德国节节败退，美国参战后也希望与中国共产党接触。

1943年1月初，孙科为祝贺《新华日报》创办5周年在该报头版发表文章，并在文章开头强调：“新华日报五周年纪念，索为一言。忆吾空前未有之民族抗战，今已进入第七年度。击溃敌人，驱逐中国境外，此最后胜利也。艰巨之任务在眼前，望国人奋力以赴，即此并为《新华日报》五周年纪念。”［32］孙科祝贺《新华日报》创刊5周年，呼吁全国人民继续坚持抗战，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这表明其坚持对日作战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是一致的。

孙科主张对日本进行彻底清算，消除日本的战争潜力，废除天皇制度。1943年“七七事变”纪念日之际，孙科表示“第一，要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机构；第二，解除日本的工业武装”。［33］同年双十节上孙科提出日本战败后联合国要对日本实行占领，废除天皇制度。［34］孙科关于战后处置日本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占领，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保留天皇制度与重工业，这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肃清。

1943年后孙科开始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进行批评。1943年《中国之命运》发表后，美国方面关注包括孙科在内的中国各界人士对这本书的反映。据美国驻华代办艾奇逊（George Atcheson）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所写，“孙科博士发表了以下讲话：本书批判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正是盟友苏联的治国理念；批判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恰是盟友美英两国的立国之本；却对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字不提——而这些思想正是敌国德、日、意的官方意识形态”。［35］1944年他进一步批判蒋介石，指出“为什么最近英美的舆论对中国有些不好的批评呢？就是他们以为我们国民党是倾向独裁，……但是战后如友邦认为国民党执政，中国不会变为民主的国家，会变成法西斯，……如果他们这种怀疑误解不能消除，……那末我们便会陷入孤立的地位”。［36］1943年后美国与蒋介石矛盾扩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得美国朝野不满。孙科与蒋介石一直有矛盾，孙科早年留学美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这使孙科借美国的指控对蒋介石发起批判。

1943年后孙科恢复了联共主张，他表示国民党要改变反共心态，顺应世界潮流，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组成政府。孙科表示：“……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保持‘反共’的那种作风的必要，在英、美现在已没有反共的宣传，在旁的国家，像反共老祖宗的意大利，现在亦已放弃反共，且有共产党加入政府。南斯拉夫政府反共的态度，亦已经改变，由铁托元帅参加政府。罗马尼亚、布加利亚都已反德亲苏，所以现在民主阵营中，已经没有反共的口号。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现在盟邦都不反共而且容共，……当然要和其他盟邦取同一的立场。”［37］1944年苏联解放东欧国家后，在苏联的帮助下东欧国家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欧美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也相应减少。美国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触，并派观察组前往延安，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结合国内外情势孙科认为反共已不适应国内外潮流，应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

孙科在国民党内呼吁反对通过战争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有很多军人主张中国共产党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但现在情势变更了，我们不能脱离世界，不能回复到闭关时代，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没有机会许我们再来进行内战。如果我们于打败日本以后，跟着再来一次长期的内战，不但人民经不起这种种牺牲，试问国家的前途还成个什么样子。”［38］孙科预判中国东北将会由苏联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北方有较大的力量，苏联解放中国东北后中国共产党将会前往东北建立人民政权，战后国民党已没有力量打内战，但东北对国民党政府也很重要，国共合作是解决东北问题正确道路，因此孙科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国共关系。

在抗战后期孙科提出的主张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壮大了民主力量。但孙科对宪政民主的诉求是有限度的，他提出的主张归根到底是为了改良政治制度以维护国民党政权，孙科虽有一些激烈言辞，但他始终没有对蒋介石进行直接批评，加之没有军事权力，他的一些主张难以实现。［39］

鉴于孙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立场较为坚定，并提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加强了对孙科的统战工作，在报刊上发文肯定其爱国主张，并通过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以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人士对其开展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孙科关于台湾与东北无条件回归中国的主张表示赞赏，1943年1月，孙科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一文，驳斥国际上关于战后中国东北和台湾主权归属的谬论，表示“东北四省为中国领土，……于今历时将六载，牺牲军民千数百万，若反侵略同盟国共同击溃日寇，获得最后胜利以后，中国而仍不能收复东北失土，则中国抗战究尚有何意义？……盖台湾本为中国之领土，甲午之后，始被日本占据。设使抗战胜利后，中国失去五十年之台湾，仍不能收复，则在中国之立场，绝不能承认其为公平与合理。……中国绝无任何侵略之意图，惟收复东北四省及台湾等失地，以恢复中国领土之完整，完成民族自由解放之任务，则为中国革命数十年来一贯主张”。［40］

《新华日报》刊登全文并对该文评论道，“孙院长发表了一篇《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的宏文，理论很严谨，虽然如东北四省划入苏联之说，实际上可用不到其如此重视，……孙院长提出合理与公平两原则，确为解决战后太平洋民族问题的根本所在，值得赞扬。昨日□报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广播，讲述自由团结两义以建立起民主的世界和制度”，语重心长，与今天孙院长的长文合读，可谓珠连璧合，相得益彰”。［41］

1944年孙科集中发表呼吁民主等言论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42］综上，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孙科因对蒋介石不满，具有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的可能性。1944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林伯渠、王若飞、董必武在给毛泽东的汇报中认为孙科是国民党内科推动民主的力量，对孙科采取的方法是“拥护孙科民主演说，推动冯（冯玉祥）、于（于右任）、居（居正）要支持孙”。［43］

为了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壮大支持民主运动的力量，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对孙科进行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常派高层领导人与其会晤并就两党联合问题交换意见。1944年12月15日，王若飞在重庆与孙科会面，孙科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组政府和统帅部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实行起来需要有步骤。孙科提议国防最高会议如有委员30人，可考虑国民党15人、军队10人、各党派5人。这个方案蒋可以接受，并曾有过表示。孙科还表示蒋介石没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良策，同时要注意汪伪汉奸代表近期在重庆的活动。［44］1945年1月20日中央回电王若飞，就推动孙科参加民主运动问题进行指示，指出：“中心思想必须告诉孙科，即民主运动应不怕与蒋对立，只有对立才能将民主与独裁分清，才能取得广大人民拥护，才能引起盟邦重视，才能逼蒋让步，如迁就决不能实现联合政府，而且会涣散民主阵营。成为各党派联合的基本原则，是争取抗战彻底胜利，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繁荣、民主、统一的中国，而不是其他。从民主立场看来，拥蒋只能是有条件的。望诉孙科在党内努力推动，我们愿与之密切联系相互呼应。”［45］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孙科的立场，也注意到孙科在反蒋问题上时有摇摆，因此提出可以有条件地拥护蒋介石，这是考虑孙科的实际情况后作出的让步。

周恩来一直关注对孙科的统战工作，1945年前后周恩来与孙科的往来也更加密切。1月28日（或29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孙科在其寓所举行的晚餐会并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到会的还有吴铁城、王昆仑、黄炎培、章伯钧、李璜、左舜生、沈钧儒、王世杰、邵力子。孙科主张以中共的方案作讨论的基础。周恩来介绍几次来渝谈判经过和双方分歧点，说明只有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才有出路。1945年2月8日至14日间，周恩来多次与孙科等人会面，就国共关系问题进行讨论，通报国共谈判经过并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反民主的本质。［46］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参加谈判期间，与孙科多有接触。毛泽东8月28日下午抵达重庆，8月30日晚在张治中组织的晚宴上与张治中、孙科、于右任、邹鲁、吴铁城等人交谈。9月1日孙科和邵力子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酒会。9月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参加孙科组织的欢迎宴会。［47］

中国共产党还指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中与孙科联系密切的人对其开展联络工作。1941年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导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正式成立。参加成立会的有王昆仑、王炳南、屈武、赖亚力等18人。［48］“小民革”中很多人与国民党上层要员或为亲戚，或为幕僚，有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而这些国民党上层要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蒋介石存在矛盾，这也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小民革”在国民党高层中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便利条件。王昆仑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曾任孙科秘书，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小民革”建立后王昆仑作为骨干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指示下加紧对孙科的统战工作。

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后，孙科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支持。1944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代表，包括董必武、冯玉祥、沈钧儒等500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孙科派其秘书司徒德出席此次会议。［49］1945年2月15日，孙科在官邸接见《新华日报》记者时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表示“联合政府是遵循民主的方式，在各党派，是参加政府共同负责，加强政府的效能，……将来的政府还得取决于人民的选举，……认识遵循民主，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50］这显示出孙科在1945年初支持建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统战工作下，孙科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大后方民主运动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民联”自开始筹建以来，就很重视争取国民党内上层民主分子，以争取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分子。“民联”重视对孙科的工作，并通过与孙科接近的成员与其建立联系，孙科了解情况后，便派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民主同志座谈会。孙科通过其秘书表示赞成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并表示他也可以秘密参加“民联”，但对内外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最终在孙科的建议下，该组织被命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年春，孙科在其官邸正式与“民联”主要成员进行会谈。［51］

孙科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民主运动，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在1944年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共产党与孙科各种言行，“日非一日，而美国从而助长之形势，严重已极，万一军事形势恶化，则政治上必内外挟击”。［52］1944年5月15日，孙科受邀参加由董必武、黄炎培、章伯钧等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组织的宪政座谈会，会上孙科表示“要使人民力量动员起来，必须给人民以政治自由。人民有自由，才能促进国家的自由”。［53］蒋介石对此更加愤怒，并在5月15日日记中写道：“阅报见孙科昨在宪政座谈会演讲词，诋毁政府，无微不至。……此人实汪逆之不若也，余决以忍痛主之，置之不理，以其人格与智识，世人对之只有嫌恶也，于余并无所损耳。”［54］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出对孙科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民主运动的不满，并对民主力量发展壮大感到不安。

然而孙科主张的民主与中国共产党是有区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民主运动是为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战，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孙科主张实行民主归根到底是为了改良国民党的政权，虽然他对蒋介石独裁不满但并不希望与蒋介石的关系彻底恶化。1945年2月15日，孙科会见新华日报记者后，2月16日又对国民党中央社记者表示，“昨日新华日报记者来访，会提出联合政府问题，……惟其记载与本人原意颇多出入，殊为遗憾。……我国当前唯一急迫问题，即为如何加强团结，获得统一。统一之方，有用武力者，有用政治者，现代进步国家，皆避免引用武力，必以政治手腕解决内政问题。目前我国为加强统一团结，尤须用此种方式。……但如何才能实现，则似非仅以‘联合政府’即可达到，其最主要之原则，厥为：各党派是否承认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各党派是否承认国民党对于过去及未来之领导权。各党派是否承认蒋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各党派是否承认军队是国家的武力”。［55］由此看来孙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是摇摆不定的。

鉴于孙科对民主运动的支持摇摆不定，中国共产党将联合与批评相结合，并督促其要坚持支持民主运动的立场，认清蒋介石独裁本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指出，“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要采取联合态度，但也略有示区别，略有批评。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之类”。［56］1945年3月2日，中共中央分析蒋介石独裁思想丝毫未变，并电告中共中央南方局让王若飞告诉孙科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判断，同时还提醒孙科“蒋派孙去苏还有故意给孙难题做一种阴谋，孙原说过国内不民主对苏外交无办法。此话在现时仍适用”。［57］这是提醒孙科与蒋介石联合会损害其利益，要认清蒋介石独裁本质，支持民主运动符合其个人利益以及广大人民利益。

全民族抗战时期，孙科主张坚持抗战，抗战后期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后方民主运动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其开展了有效的统战工作。虽然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后孙科政治立场再次发生变化，但全民族抗战时期通过对孙科的统战一定程度上孤立了反动力量，对壮大大后方民主运动起到积极作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孙科的统战工作积累了对国民党高层的统战经验，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处理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问题、灵活性与原则性问题，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这对国民党重要人物开展统战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1］左双文：《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时期的孙科评价浅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5期；张颖、潘敬国：《抗战后期孙科民主倾向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李玉贞：《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孙科与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肖际唐：《孙科与抗日战争》，《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立法院长孙科谈革命抗战》，《申报（香港）》1937年7月30日，第9版。

［3］《孙科发表谈话 反对折中调节中日纠纷》，《申报》1938年4月26日，第2版。

［5］孙科：《为何而战》，秦孝仪编：《孙哲生先生文集》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第274页。

［6］《晋北我军大捷孙科等纷电祝贺》，南京《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10月下。

［7］《立法院长孙科谈革命抗战》，《申报》1937年7月30日，第9版。

［9］韩文宁：《孙科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8-109页。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73页。

［11］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9-310页。

［12］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13］陆诒：《孙院长纵谈国际形势 指出抗战必胜的光明前程》，《新华日报》1938年8月26日，第3版。

［14］《加强及促进中苏友好关系》，《新华日报》1938年9月7日，第1版。

［15］孙科：《加倍努力以争取胜利》，《中苏文化》1941年第1期。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3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第575页。

［18］王连捷：《无名英雄：阎宝航》，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213、216页。

［20］《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第19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21］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9页。

［22］赖士涵：《立法院院长孙科传记》，台中：“立法院”议政博物馆，2013年，第172页。

［23］孙科：《抗建国策的再认识》，《中央周刊》1941年第37期。

［24］孙科：《抗建国策的再认识》，《中央周刊》1941年第37期。

［25］《孙科在香港发表演说》，《新锡日报》1941年9月8日，第1版。

［26］《孙科演讲 一党专政》，《申报》1941年10月30日，第4版。

［27］孙科：《抗建国策的再认识》，《中央周刊》1941年第37期。

［28］毛泽东：《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5-386页。

［29］邹韬奋：《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华商报》1941年9月6日，第2版。

［30］周恩来：《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4页。

［31］范小方：《论陈独秀1925年底与国民党人上海谈判的让步问题》，《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32］孙科：《吾人今日所当努力之最大端》，《新华日报》1943年1月11日，第3版。

［33］孙科：《彻底毁灭日本寇国：纪念“七七”六周年》，《中苏文化》1943年第1-2期。

［34］孙科：《消灭日本天皇：为三十二年双十节应美国报纸之请而作本文系译稿》，《中苏文化》1943年第5-6期。

［35］“The Chargé in China（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31， 194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1943，China●,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3China/d192，2025年12月1日。

［36］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2-33页。

［37］孙科：《世界的潮流和我们的作风》，《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1-62页。

［38］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9月在中央组织部演讲）》，《三民主义新中国》，第67-68页。

［39］张颖、潘敬国：《抗战后期孙科民主倾向评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

［40］孙科：《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新华日报》1943年1月1日，第3版。

［41］《孙院长的谠论》，《新华日报》1943年1月1日，第3版。

［42］《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401页。

［43］《关于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动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708页。

［44］陈志凌、贺扬：《王若飞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2-203页。

［45］《中央关于共同纲领与推动孙科参加民主运动问题给王若飞的指示》，《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6-787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3、615-616页。

［4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8-19、22页。

［48］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49］《实行民主挽救危局 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新华日报》1944年9月25日，第2版。

［50］《对三强会议和国内政治问题孙院长昨发表谈话》，《新华日报》1945年2月16日，第2版。

［51］甘祠森：《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52］《蒋介石日记》，台北：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2015年，第64页。

［53］《昨日宪政座谈会上孙院长畅谈政治自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5日，第2版。

［54］《蒋介石日记》，第69页。

［55］《孙院长谈团结统一》，《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2月17日，第2版。

［56］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3页。

［57］《中央关于坚决反对蒋党御用国大等问题给王若飞的指示》，《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95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编辑：吴 茜

审核：邱 爽

终审：周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