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晚清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交织的困局中，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籍官员李宗羲，以清正风骨和务实政务能力，从普通科举士子一步步升任两江总督，成为非湘淮系出身的汉族重臣代表。《清史稿》《清史列传》均为其立传，后世将他与晚清中兴名臣同列，称其 “以循吏赞画军事，擢任大籓，治绩卓著”。

他的人生轨迹，与帝国的内部崩塌和外部防御抗争高度重合：从安徽地方知县起步，历经平定太平天国的乱局历练，在山西巡抚任上整饬吏治、稳定西北边陲防务，最终于两江总督任上直面日本的海上挑衅，推行一系列防御建设，晚年更顶住各方压力平反地方冤案、力谏朝廷苛政。尤其在同治年间的海防大筹议中，他率先指出台湾为 “中国第一门户”，并推动一系列防御举措，在近代海防史上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

一、仕途起步：从科举士子到地方能吏

（一）寒门苦读与科举入仕

李宗羲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原名宗喜，字润农，号雨亭，祖辈从湖南常德府龙阳县移民入蜀，最终在夔州开县定居。李家并无深厚科举根基，他凭借天资和勤学，5 岁入官学读书，18 岁考取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中举人，道光二十六年曾出任本县汉丰书院院长；次年参加礼部会试，中金榜二甲第二十五名，随后被分发安徽以 “知县即用”，正式踏入仕途。

道光三十年（1850 年）四月，他首次获得实职，署理英山县知县，随后又补授婺源县知县、调任太平县知县。然而，他的平稳地方仕途，很快被席卷东南的太平天国运动打断。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接连攻克安庆、江宁（今南京），安徽全省陷入战火，李宗羲的命运就此与清廷平乱的大局绑定。

（二）军中职任与民政历练

战乱初期，李宗羲显露出协调军需事务的突出才干。安徽按察使张玉田防守集贤关时，委任他随军协理粮饷；咸丰四年（1854 年）九月，他被调往庐州（今合肥）清军大营，先主管制造局督造军械，又兼任军装局总办，统筹前线军需供给。

咸丰五年（1855 年），清军将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城内，太平军援军五万赶来救援，清军弹药告急、形势危急。李宗羲三昼夜未曾合眼，监督工人赶运弹药到前线，确保清军火力不辍。不久后，太平军援军转攻柘皋，包围清总兵吉顺营盘，布政使委托他前往和顺大营求援。他半夜叩开营门，求得五千精兵，连夜急行军赶赴战场，激战两日逼退太平军援军，顺利解除柘皋之围。这次后勤与外交的双重功劳，让他被保举为同知。同年九月，清军准备总攻庐州城，限他三日内完成攻城所需云梯、竹筏等器械，他如期按量交差。攻城当夜，城内叛徒如约举火为号，清军攀梯登城，庐州被攻陷，李宗羲再因军功获赏戴花翎。

此后他持续在军中积累功绩：咸丰七年（1857 年），因收复安徽来安的战功，被朝廷以知府缺额优先补用；咸丰八年（1858 年），曾国藩奉命规复安徽，调他到大营办理营务处事务，将他视作左膀右臂；咸丰九年（1859 年），他获任代理安庆知府，不久后因重病无法履职，只得请辞开缺，返回原籍调养。

同治元年（1862 年），局势逐渐平稳，李宗羲重获启用。河南巡抚严树森上疏举荐他，随后严树森调任湖北巡抚，又将他调至湖北军营差遣。同治三年（1864 年），曾国藩奉旨督办两江军务，将他调至两江总局，委任他管理江北厘金总局 —— 这是当时清廷重要的财税部门，负责为平乱大军筹措粮饷。他到任后，重新勘定沿江厘捐征收标准，裁汰冗余关卡，明确征税细则，严禁官员私下加派、盘剥商民，大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行商百姓的负担。

太平天国平定后，李宗羲转入治水、盐政等民政领域，迅速成为精通实务的干员。同治四年（1865 年），他署理两淮盐运使，当时两淮盐场遭受战乱重创，运道壅塞，商民无法正常通行。他主持开凿瓜洲东新河，避开长江干流的风浪风险，不仅恢复了淮盐运销，更便利了沿江往来商船，带动沿线商业逐步复苏。随后他接连升任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掌管两江民政。

同治五年（1866 年），苏北清水潭决口，连带淹没附近七州县良田，百姓流离失所。李宗羲采取 “工赈并行” 策略，调集周边州县府库存银购买粮米赈济灾民，同时招募灾民参与河堤修复，以工代赈，救活超过十万受灾百姓。水患平息后，他又主持制定招垦章程，划定流民垦荒的产权边界，明确新开荒地的赋税起征时限，还重新核定江宁七属民众的漕粮缴纳标准，取消多项不合理折征条目，深得民心。

二、任职山西：吏治整饬与边防初建

同治八年（1869 年），李宗羲升任山西巡抚，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这一任职任命，恰好将他推向西北防务的前沿阵地。当时陕甘回民反清武装活动频繁，山西与陕西仅隔黄河，河防压力陡然加剧。李宗羲到任后，先上了一道弹劾奏章，举报山西布政使胡大任荒废政务、因循守旧，将其罢免。随后他命令按察使李庆翱等人率兵分地驻防黄河沿线重要渡口，重点防范陕西回民武装趁黄河结冰东进。同治八年冬，黄河全面封冻，陕西回民武装趁机强行渡河，李宗羲指挥清军主动出击，连续三次将其击退；后续又有武装试图从延川、韩城东进，均被他率军阻击。这次河防部署，展现出他统筹布防的军事才能。

在山西任上，他延续了一贯的务实作风：整顿藩库收支，严查州县官虚报垦田亩数、加重百姓赋税的行为；督促各地修缮城防、储备军械粮饷，做好长期备战的准备。同治十一年（1872 年），他的母亲在开县去世，依照礼制必须离职守丧，山西官民沿途挽留，《山西通志》将他列为清代名宦之一。

三、总督两江：海防、江防与国防战略布局

同治十二年（1873 年），李宗羲三年守丧期满，朝廷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 这是开州有史以来第一位担任总督级别的封疆大吏。从政治逻辑上看，非湘淮系的他被放到这一关键岗位，是清廷平衡东南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一步棋；而从时局演变来看，他恰好直面日本崛起后的海上扩张，其防务建设也从单纯的长江防御，转向近海与沿岸的一体化防御。

（一）构建江海一体化防御体系

他接任两江总督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台湾、琉球附近进行军事试探，东南沿海流言四起，有传言称日本军舰将沿长江直抵金陵。针对这一局势，李宗羲提出 “海防以吴淞为最要，江防以江阴为最先” 的战略方针，认为两者必须相互依托，才能扼守长江入海口的咽喉。他随即主持大规模增筑防御工事，在长江中游修建乌龙山、江阴都天庙、象山、焦山、下关五座炮台，又在吴淞口、江阴北岸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等处添筑多座辅助炮台，形成上下游联动、江岸配合的防御体系，将长江入海口牢牢锁紧。

此外，他延续治水的经验，在浏闻沙、乌龙山北岸沙洲圩等处疏浚支河，为商船开辟避风航道，减轻长江干流风涛之险，既便利了商民往来，也为战时物资运输提前规划了备用水路。他所构建的防御体系，在近代史上发挥了超长时效，这些炮台在抗战时期仍被中国军队用于抵御日军沿江西进，吴淞、江阴也成为抗战时期闻名全国的江防要塞。

（二）参与海防大筹议与力保台湾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应对日本的军事挑衅，组织全国督抚开展海防大筹议，提出 “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 六条海防意见，要求各地督抚提出对策。李宗羲随即提交《复陈海防事宜疏》，这份奏折集中阐述了兼具战略眼光和现实考虑的海防思想，其中对台湾的战略判断，更成为后来清朝廷经营台湾的重要指导方针。

他在这份奏折中明确提到沿海岛屿大多土地贫瘠、物产薄弱，但 “台湾形势雄胜，与厦门相犄角，东南俯瞰噶啰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实为中国第一门户”，直接将台湾定位为中国东南海防的战略屏障，这在当时的朝臣中是相当超前的认知。基于这一判断，他进一步提出经营台湾的四条具体策略：一是选拔有才干、有胆识的地方官员担任台湾道、台湾镇总兵，赋予其随机处置事务的权限；二是利用台湾本地盛产的木材建造船只，开采煤铁矿藏发展近代制造业，筹措海防经费；三是招募当地漳州、泉州、潮州、嘉应籍壮丁训练水师，依托本地力量巩固海防；四是妥善协调汉族移民与当地原住民的关系，允许招募熟悉当地情况的西方人参与规划建设，用西法开发台湾的自然资源，实现以台防台的目标 。

就在同一年，日本借 “牡丹社事件” 出兵台湾琅峤，武装入侵中国领土，沈葆桢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台湾防务。作为沈葆桢的上级兼后勤保障方，李宗羲承担了重要的策应工作：他和李鸿章、沈葆桢往返协商调兵事宜，将记名提督唐定奎麾下的铭军武毅十三营，从徐州部署到东南沿海候命；统筹调度两江辖区内的所有船只，负责运送淮军援军前往台湾；同时在上海设立后勤中转站，保障前线军火、粮饷供应；当台湾岛南北路需要增设防守兵力、澎湖需要加强戒备时，他从两江淮军系统中抽调练军填防东南沿海空虚的炮台阵地，防止出现防务真空。

日军侵台期间，上海的《汇报》《上海新报》提前刊登了军机处发给沈葆桢的调兵密谕，导致军事计划提前泄密，同治帝震怒之下要求李宗羲在江浙地区彻查泄密案。这是近代史上较早的新闻泄密事件，李宗羲承旨后，对东南沿海的洋人报纸进行了严格管控，严查泄密的相关人员，保障后续军事调度的密谕安全。

当时清廷东南防务的整体部署是由沈葆桢在台前线指挥，李宗羲则统筹两江的后方资源保障。他的这一系列动作，为沈葆桢在台的军事布防提供了坚实后盾。

四、廉直诤臣：吏治、民生与风骨坚守

李宗羲由知县升至总督，始终以刚直清正著称，《清史稿》评价他 “谏园工，筹海防，建言远大”。他的廉直，既体现在面对皇权的勇气上，更落实在体恤普通百姓、坚守司法公正的具体行动中。

（一）直言谏阻重修圆明园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慈禧太后以同治帝名义，下诏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此时清廷刚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国库空虚，根本无力支撑这项浩大工程。时任两江总督的李宗羲，与其他中枢大臣联合上疏谏阻。

在所有谏官的奏疏中，他的言辞最为直白尖锐，直指重修圆明园的核心弊端：“外侮内患，天时人事，皆有可虑…… 圆明园距京城数十里，既无坚城管钥之固，复少大枝护卫之兵。频年以来，每遇民、教争斗，外人动挟兵船要求。天津朝警，则海淀夕惊”，直接点出圆明园 重建 的致命漏洞，直言这会让帝后身处险境；他又提出节流的核心应该从朝廷内部做起，“诚能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则一岁所省，何啻百万”，要求朝廷率先压缩宫廷开支，填补海防经费缺口。这份奏疏，在朝堂引发巨大震动，也让慈禧太后暂时收敛了重修圆明园的打算，最终不得不下旨停止动 工。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海防奏折中附带条陈，提出停止不急的工程开销，将经费转用于海防建设。

（二）为民平反的担当

光绪二年（1876 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爆发大案，当地百姓不满官府横征暴敛，聚众聚集抗议。知县孙定扬谎报发生民变，请求大军镇压，四川提督李有恒纵兵杀害无辜平民一千余人，事后朝野震动，但四川两任总督文格、丁宝桢竭力袒护涉案官员，刑部按照地方遮掩的结论定拟，试图将事件定性为地方官 “应对失当”。光绪四年（1878 年），清廷指派已经卸任、正在原籍养病的李宗羲查办此案。

他接到指令后，没有直接约见地方官员，而是微服深入东乡，暗访受难家属、走访当地村民，掌握了官军滥杀无辜、地方官隐瞒实情的全部确凿证据。随后他据实撰写奏疏，力言这场惨案的根源是 “知县孙定扬滥收捐税激起民变，面对百姓请愿又贸然请兵，提督李有恒不加区分，纵兵屠害平民”，直接推翻了刑部的拟罪结论。在他的坚持下，这起冤案最终被平反，孙定扬、李有恒被处以重刑，东乡百姓称他为 “李青天”。而他敢于顶风抗言，声震天下，《清史列传》将这件事列为他生平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三）廉洁恤民的一贯作风

李宗羲为官始终严于律己，非分之财分文不取。早年治理江北厘金局时，他就下令裁撤冗余的厘卡，重新核定征收规则，严禁厘卡官员额外留难盘剥过往商民。任江宁布政使时，清水潭决口，他不等朝廷批复，就先打开江宁府州县官仓和司库存银采购粮米，率先安定受灾百姓，随后又招民垦殖荒田，减缓新开荒地的升科年限，为民生计不惜担上擅自动用官帑的风险。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得知家乡开州发生严重旱灾，他立即捐出养廉银四千两寄回开县买米赈济灾民，又捐银一千两，修建开县城西培俊堂官学，资助当地贫寒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在两江任内，他带头削减总督衙门的公费开支，将节省的经费拨给江宁、扬州等地的育婴堂、养济院等慈善机构。在他的示范下，两江地区的吏治风气有所提振。

五、晚年卸任与历史留名

同治十三年（1874 年），李宗羲因旧疾复发，屡次上疏请求辞官，光绪元年（1875 年）得到批准后，他从两江官署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返回开县老家，结束了 30 余年的官宦生涯。据《清史列传》记载，他回乡后，居住的房屋仅能遮蔽风雨，没有添置任何田产，平日只以诗书自娱，生活与贫寒的读书人无异。

光绪十年（1884 年）闰五月，李宗羲病逝于家中，享年 67 岁。临终前他仍忧心国事，口授遗摺呈给光绪帝，建议朝廷以帝学、圣功、用人、理财为核心要务，强调 “自强之本，不在于器械之精，而在于政事之得失”。他死后，清廷下令按照总督的规制赐予祭葬，入祀乡贤祠。

纵观其一生，以非湘淮系的普通科举文官，在晚清官场中仅凭实干和清廉升至封疆大吏，是相当罕见的成就。 《清史稿》总结其政绩，称 “马新贻、李宗羲皆以循吏赞画军事，擢任大籓，治绩卓著”。在民间，他 2023 年入选第二批重庆历史文化名人；2024 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一代廉吏李宗羲》特展，他的勤廉事迹被作为典型传播。

六、总结：立体多元的晚清重臣形象

李宗羲的人生轨迹，折射出晚清文臣所能企及的高度，也映照着那个时代的无奈与坚守。他的历史形象，可以用多重角色叠加来完整概括。

首先是清正廉洁、心系百姓的循吏角色。从知县到总督，他始终坚守清廉底色，裁汰厘金局冗规、开放官仓赈济灾民、捐资家乡救灾兴学；面对东乡冤案，他不顾地方督抚权势，以钦差身份据实核查、为民请命，顶着刑部结论的压力平反冤狱，这在晚清官场上实属罕见。

其次是具有超前战略眼光的洋务干员角色。在国家海防意识懵懂的时代，他通过江海防务实践形成了完整的海防理论：在两江总督任上构建乌龙山、江阴、吴淞口炮台联动的江海防御体系，奠定了长江下游近海防御的核心基础；更在同治十三年的海防大筹议中，率先指出台湾为 “中国第一门户”，其开发台湾、稳固东南战略屏障的建议，开启了台湾近代防务建设的先声，是清廷内部较早对台湾战略地位形成清醒认知的官员。

再者是直言敢谏、不畏权势的诤臣角色。面对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的动议，他是少数敢公开上疏直指其 security 漏洞和耗费民力弊端的大臣，奏疏成为迫使清廷停工的关键推力；晚年在东乡案中，他顶着四川地方督抚和刑部的双重压力，据实查办枉法官员，尽显正直的为官操守。

而他力保台湾的具体作为，更体现出务实的战略执行能力：在日军侵台期间，他与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积极调度淮军精锐，部署两江防务，提前肃清海防流言，构建后勤保障通道；又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依托台湾本地资源构建防御体系的方案，“以台地之财，供台防之需”，是 1874 年日军侵台期间，支撑沈葆桢抗台斗争的重要幕后功臣。

作为非湘淮系的汉族官员，李宗羲的存在，是晚清政治格局中的特殊样本：他没有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庞大地方势力依托，仅凭政务实干和清廉风骨，从基层知县一步步升任两江总督，代表了传统士大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政治理想。他的历史地位，既在于整治颓风的吏治成就和巩固边陲的军事部署，更在于其超前的海防视野 —— 在朝野多数官员仍将海防局限于长江门户的时代，他精准预判台湾的战略价值，将其纳入全国海防体系，成为近代海防思想演进中的关键一环。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李宗羲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批具备完整儒家政治理念的士大夫代表：他的廉直，是对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儒家信条的践行；他的海防和力保台湾的举措，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传统文臣自发的民族本位回应；他在治政、治军、治水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文武兼备” 官员的最高形态。他一生的政绩，上承魏源等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初步设想，下启左宗棠、刘铭传等人开发台湾、巩固海疆的具体实践，是晚清国防转型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过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