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学子们入仕以前，一般都过着艰苦的读书生活。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劝学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这样的观念在唐代是很正统的。当时的书生都是自幼拜师求学，要读的书很多：先是读《孝经》《千字文》来认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宋人所作)，然后通《五经》，还要读各家的注解，比如读《春秋》，就要《公羊》《谷梁》《左传》都读，唐时《二十四史》已经陆续有了前十几部了，也都要熟悉，数量是很大的。

唐人奋发读书的地点有所不同，他们喜欢在山林或寺庙中读书。根据考证，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山里面清静，环境好，可以陶冶情操，诱发诗性。

深山藏古寺，唐代读书人有与僧人交往的习俗，很多僧人都很有学问，可以与之切磋。同时，寺中的藏经楼往往有很多藏书，比市坊上还要齐全。唐代寺庙拥有大量的地产，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僧人们也乐于让读书人在里面白吃白住，寺庙里每天多一个人和僧人们一起食素，算不上什么开销。唐诗中多见描写风景和寺庙的佳句。唯一倒霉的是诗人王播，他曾经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以至于和尚们在吃饭时都不告诉他。后来王播发达了，特意回到木兰院，在墙壁上题了两首诗来讽刺和尚们的势利。

当然，这只能算自习，而真正的读书，还是要进正统学校的。

大唐是正统的王朝，必然是以儒学为正统的朝代。正统的朝代，正统教育必然发达。大唐儒学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各省、各地都有官学，民间还有富户兴办私学。官学号称“六学二馆”，六学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于国子监；二馆指弘文馆、崇文馆。这都是大唐的最高学府。官学的教师编制，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老师多，管老师的人少。在官学里也有旬假，十天放一天；也有各长达一个月的寒暑假，叫田假和授衣假，分别是农历五月和九月，在庄稼成熟收割和准备越冬衣服的时候放。

官学是有级别要求的，如国子学只招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太学招五品以上，四门学招七品以上，弘文馆和崇文馆招皇亲国戚，若是“八品以下及庶人通其学者”，只能进书学、算学、律学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是大唐延续魏晋风貌的一面。

其所学的教材，是儒家的“正经”加“旁经”，正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这大小居然是按照篇幅来分的。大经是《礼记》《左传》，学三年；中经是《诗经》《周礼》《仪礼》，学两年；小经是《周易》《尚书》《公羊》《谷梁》，学一年。凡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生，课程是可以选修的。凡是学二经的，必须选一大经一小经或两中经；学三经的，必选大、中、小各一经；学五经的，大经必须全学，其余中、小经各一种，比现在大学选修课还细致。旁经是《孝经》《论语》，绝不是不重要，而是唐王朝以孝治天下，并由孝推广至对国家的忠。官学选课如此细致，玄宗作《孝经》注解，唐王朝于开成年间雕《开成石经》，都是对儒学的重视。

但弘文馆、崇文馆中对学生的要求不如六学中高，仅要求“试取粗通文义”即可。粗通文义是什么水平？《大唐六典》载：

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

“经通六，史通三”，这在唐朝也只能算个普通的读书人吧。

读书人也是要找工作的，既是为解决生计，也是为实现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做官的途径仅仅有三种：推举、科举、从军。古代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很多来京赶考的举子一路上骑不起马或驴，都是走着来。如果家在巴蜀甚至岭南，那路上要走两三个月，来回就是五六个月，这样到家待不了俩月又要出门，他们索性在长安不回去了。长安城里长年都寄居着赶考的举子们。

隋唐以前选拔人才都是通过推举制度，从汉代开始就举孝廉，但这样能选拔的人才毕竟是极少数名气很大的人。李白就是因写诗名气太大而直接被召入宫的，但更多的人还是要通过考试。如果没有科举制度，那么做官还会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这一科考的往往是人的记忆能力，考生能背书就行，考上了也只能担任一些文职小官。整个唐朝“重进士，轻明经”，一般有抱负的人都不屑于考明经。诗人元稹是明经科出身，为此他一生都被人诟病。

进士一科在初唐时要考策论，中唐开始加考帖经、诗赋，考诗赋的时候会限定题目、字数和韵律，这样能让考生展示才学。后来考试越来越看重诗赋，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科举太难考的一个原因在于：录取人数太少了。包括“诗圣”杜甫在内的很多大诗人，一生都没考上进士。唐代报名参加科考的人多达数千，但每一科也就录取二三十人，平均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平均录取率大约为百分之八点五，清代中后期的录取率大约为三十分之一。因此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一说，即考明经科三十岁就算老的，而考进士五十还算年轻。在发榜的前一晚，举子们都异常紧张，几乎没有人能够安睡，不是在酒肆里喝得大醉，就是去长安的平康里找妓女。《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情景，早在唐代就埋下了根苗。

在唐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有五位年龄很大的考生同时中举，其中曹松五十四岁，王希羽七十三岁，刘象七十岁，柯崇六十四岁，郑希颜五十九岁，五个人加起来有几百岁，时称“五老榜”，也不知是赞扬还是讽刺了。在清代编辑的《全唐诗》中，还把曹松的年纪误记为七十一岁，是嫌他中举时还不够老。不过，曹松倒是有一句诗传世：“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出自他的《己亥岁》。

即便是这样考，很多人也是考不上的。诗人常建有一首《落第长安》：“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这意思是，我没考上，在这圣明的时代考不上进士真是耻辱啊。我要是回了老家，花草树木连带小鸟都要笑话我，忍了，不回去了。看来常建的运气，确实不大好。钱起在落第后写过一首《长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含义与常建的诗近似，就像一对难兄难弟在隔空唱和一样。开元十五年，常建终于同王昌龄一起中举，有“大历十才子”之称，但平生仍不得志，长期隐居山林，只做过盱眙尉这样不大的官。（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