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记载了一个令人感叹的故事:贞观六年(632年)年底,唐太宗李世民释放了三百九十名死囚,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过年,并约定次年秋天回京接受死刑。史书原文这样记载: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贞观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三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令人称奇的是,这三百九十名死囚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回家过年,次年秋天,他们竟然全数如约回京。白居易在《七德舞》中写下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形象描写。千百年来,这一事件常被用来称颂李世民的宽厚仁德,认为他是一位文治武功兼备、胸怀博大的明君。然而,真相真的如此浪漫吗?这些死囚真是被李世民的仁德打动,甘心赴死吗? 学者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读。他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理想化,甚至有些误导。李世民并非像传说中那样伟大,而死囚归来,也绝非甘愿赴死,而是迫于无奈。欧阳修在《纵囚论》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李世民释放死囚,更像是一种作秀,意在获取美名,而非单纯的仁慈: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欧阳修的话很有道理。贞观年间,朝廷对民众的迁徙控制极为严格,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能任意逃至胡地,南不能私行入粤。表面上看,死囚自由归家,但实际上,当地官员已如临大敌。为了自身仕途,死囚家乡的官员必定严阵以待——死囚若敢逃跑,不仅自身会被追捕,其家人更可能受到株连,这可是触犯欺君之罪,轻则处死,重则诛九族。换言之,如果你是死囚,又有亲人牵挂,你敢轻易逃跑吗?即便不顾亲人,又能逃向何处呢?无论如何,这场死亡之约无人爽约,确实罕见。与李世民的宽大相比,后世皇帝的做法则显得小气许多。例如元世祖在一次赦囚中,仅放了二十二人,史书记载: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 实际上,皇帝与死囚的所谓死亡之约,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工具和统治策略的一部分,是巩固统治、彰显权威的手段,而非纯粹的人道主义行为。李世民的仁慈与死囚的归来,也许更多是历史表象背后的政治博弈与社会压力的共同作用。 参考资料:《新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