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实际上，苻坚所奉行的仁政与宽仁，不过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获得短暂成功罢了。而且，这种成功的受益者，仅限于底层民众而已。至于各族的统治阶层，谁又不是心怀异志、各怀算计？在一国之君的行列中，又有几人是庸才？又有几人甘于人下？然而盛极一时的苻坚，却似乎未曾深思这些现实，或许说，他被自身的成功蒙蔽了双眼，因此更加执迷于那套曾经让他称雄一时的仁政。

苻坚的局限性，恰恰体现了盛世英雄难为乱世枭雄。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性情，姑且以两个历史例子来作对比。首先是安史之乱前后的李隆基。他一手开创了古代中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开元盛世，却又一手毁掉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李隆基，判若两人，其差异之大令人震惊。

李隆基在用人方面，曾绝对称得上是高手。安史之乱之前，玄宗朝的名臣良将层出不穷，他所任用的大臣们，无论品性如何，单论能力，无一不是一时之选。即便是时评中被讥为无才无德的杨国忠，也能维持朝局稳定，不至于让朝政陷入崩坏。只是他在处理与安禄山的私人矛盾时不够果断，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然而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的做法却令人唏嘘。他先派封常清、高仙芝守潼关，一旦战事稍有不利，便果断处死二人；随后又命哥舒翰守潼关，但见战局不进，便强行逼其出关迎敌，结果导致哥舒翰兵败身亡。曾经用人不疑，如今却无人不疑——这前后判若两人的转变，源于李隆基一生顺遂、鲜少经历磨难。初次遭遇巨大挑战时，已是晚年，此时的玄宗，不仅雄心已失，更添疑心与多疑。

岁月无情地磨去了这位帝王的锐气，昔日英明睿智的棱角早已消磨殆尽。这天下，只能存在被他辜负的人（可参照王忠嗣之死），却不能有辜负他的人——这正是古今帝王共同的心理逻辑。安禄山，一个来自边疆的小胡儿，竟敢挑战皇权！于是大唐天子李隆基不再信任任何人，将将军、朝臣中多少忠良之士，尽皆葬入黄土。这一切，都是他狂傲自负的结果。潼关失守后，他更是惊恐至极，弃长安而逃，夜行星宿，不复昔日天子之傲气。

在潼关破败前后，李隆基的变化不是简单的两面性，而是隐藏在傲慢之下的懦弱本性。任何一个从未经历挫折的人，在极端环境下，都可能犯下如李隆基般致命的错误。苻坚的命运，与之如出一辙：盛世成就了他，却不足以支撑乱世的考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孟德，他在赤壁之战遭遇几乎全军覆没的惨败，却能迅速整合旧部，再次统一北方。曹操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源于他早年的乱世历练——既吃过穷日子，也享受过富裕，既曾被追杀，也曾亲手迫使他人家破人亡。乱世才能见真英雄，孙权、刘备亦然。唯有百折不挠、越挫越勇，方能在乱世中笑到最后。而苻坚，显然缺乏这种抗打击能力——当年逃回长安时，他仍能聚拢十万雄兵，慕容垂因旧日恩义不忍出手，北地百姓人心向背，苻坚看似仍保有优势。然而他未能抓住这些机会，只会自怨自艾，大骂慕容垂、姚苌等人背信弃义。若能安心发展、稳扎稳打，局面完全可控，可苻坚偏偏不如此行事。生于盛世、未尝大败，他心志脆弱，顺则成事，逆则崩塌，注定难成大业。

苻坚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其盛世心理、乱世身处，缺乏王猛、邓羌、符融等能臣良将辅佐，孤身难撑乱世之国。他的才略有限，虽有雄心，却难成大事，令人惋惜，令人悲叹。

前秦灭亡后，北方各国趁机崛起，其中以慕容垂建立的后燕最为强盛。然而就在此时，另一支强大势力也在漠南复国——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国。代国的诞生，对后燕乃至整个北方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符坚遇害之年，拓跋什翼键的孙子、年仅十五岁的拓跋珪在故国自立，复兴代国国号，后改称魏，史称北魏。

北魏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年少的拓跋珪，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当年前秦灭代，将其领地一分为二，一半由匈奴独孤部刘库仁掌管，另一半由匈奴铁弗部刘卫辰掌管，而刘卫辰心思多变、反复无常。符坚统一北方后，各国首领多被迁入长安，但拓跋珪因年幼，仍获准在代国生活。在祖父旧部的保护下，他的童年不仅安全成长，还在代国故地逐步形成自己的势力。

淝水之战后，刘库仁兵败被杀，拓跋珪趁势自立，收复独孤部地盘，与铁弗部形成对峙。铁弗部刘卫辰败亡，其子刘勃勃率残部西遁，拓跋珪遂全面收复代国故地。此后数年，他又陆续征服高车、柔然等北方游牧民族，拓跋氏再次统一北方草原，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足以与后燕争锋。 此时，先前归顺北魏的匈奴贺兰部内乱，实力骤增，拓跋珪心生一计，企图诱使后燕出兵，以便乘机偷袭。他派人传信给后燕，声称共伐贺兰部、平分其地。然而慕容垂并未上当，而是出兵西燕，西燕不敌，遂向北魏求援。拓跋珪深知唇亡齿寒之理，立即出兵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