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官毬与毬路纹

浙江省博物馆 石超

一、转官毬

《宋史·选举志六》云：“俟至半年，类考较前三年定为三等，中者无所赏罚，上者转官、或减磨勘，下者降官、展磨勘，各有等差。”可见“转官”与宋代官制直接相关。官阶是宋代官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代表官员的个人资历，决定官员的基本待遇，如俸禄、恩荫亲属为官、封赠父母妻室等，是文官士大夫殊为重视的。北宋前期的职官制度紊乱，保留着唐代的旧官制，授予的官职只用于标志级别和领取俸禄，称为“本官”或简称“官”，实际职务则称“差遣”，形成了“官”与“差遣”分离的现象。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后，职事官“官复原职”。宋朝官阶分京朝官和幕职州县官（选人）两大级。选人升阶为京朝官称为改官，既有资历方面的要求，又要得到一定数量举主的保奏。京朝官系列内升级称为转官，元丰改制后，京朝官有30阶，其转官三或四年一磨勘，年至即转阶，甚至可双转（跨过一阶迁转）、超转（越数阶以上迁转）。《挥麈后录》卷九云：“我等若欲转官，祗用牵两疋马与内官，何必来此？”，可见转官存在一些特殊的途径。

北宋未见“转官毬” 记载，南宋绍兴后兴起，嘉定至景定（1208—1264）达鼎盛，宋末元初诗词、笔记集中记录。南宋时绣球花（木绣球）俗称 “转官球”，因花团圆润如球，谐音 “转官”（官员品级迁转）。象征 “升官” 的球形吉祥纹样，多见于南宋中后期诗词。王瑞来在《士人走向民间：宋代变革与社会转型》一书中指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这大大超出了之前的规模。但两宋参加科考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北宋真宗第一次开科时，参加解试者就超过10万，而录取者只有200人，也就是0.2%的录取率。到了南宋，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一，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非但没有减少，还进一步增加，竞争变得更激烈，尤其是文教昌盛的东南沿海地区，“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但录取比率不过“千取其一”。关键是，就算中了科举，也才是官场的起点，中第者中的多数，又面临着激烈的选官、改官竞争，甚至耗尽一生也没出人头地。要想从选官竞争中脱颖而出，举子就要能获得五名推荐人各自提交的推荐信，官员自己为了规避被他人连累，除非利益需要或者利益交换，否则不会轻易出具推荐信。可见，两宋，尤其是南宋的转官祈祷，相较于北宋，更具现实的紧迫感。

陈著（1214—1297）《本堂集・诗话》（南宋末）：“绣球花，俗呼转官毬，谓其团团如毬，而‘转官’为吉语也。”这是宋代文献中唯一明确解释 “转官毬” 花名由来的笔记类记录：因花团圆如球，谐音 “转官”（升官），民间遂称转官毬。他曾写《四月三日与家人小酌转官毬花因成八句略为花吐气也》：“红芳销歇后，天质最分明。剪衬青云薄，团成白雪轻。官途荣进取，时样妄推评。本色相看处，幽窗不世情。”《赏转官毬花酒边分韵得剪字》：“富贵自有富贵花，强颜谄事非其愿。妄人或呼转官毬，正欲冯君力辞免。”承认世俗称“转官球”，但强调花本高洁，不屑依附富贵功名。

宋末元初·赵文《凤凰台上忆吹箫.转官球》 ：“白玉磋成，香罗捻就，为谁特地团团。羡司花神女，有此清闲。疑是弓靴蹴鞠，刚一踢、误挂花间。方信道，酴醿失色，玉蕊无颜。凭阑。几回淡月，怪天上冰轮，移下尘寰。奈堪同玉手，难插云鬟。人道转官球也，春去也，欲转何官。聊寄与、诗人案头，冰雪相看。”以 “白玉磋成” 状花团洁白圆润；以 “蹴鞠误挂花间” 喻球形如鞠，暗合 “转官”（官场奔竞）双关。直点花名 “转官球”，兼讽南宋“员多阙少”、升迁渺茫的现实。赵文（1239—1315）《青山集》自注其《凤凰台上忆吹箫・转官球》词：“此花（玉绣球）俗名转官毬，临安园圃多有之。”明确指出南宋临安（杭州）花园中普遍称玉绣球为转官毬。

福建福州茶园山南宋端平二年（1235）墓和江西德安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出土相似的两件银鎏金转官球纹帔坠，帔坠上为“转官”二字，下为四面花结环绕的圆球，球心内刻划线条，形似簇四毬路纹中独立取出的一支，两端绶带绦结向上卷曲蜿蜒，说明这种式样的球纹即是“转官球”，寄托转官的愿望。据江西德安南宋咸淳十年（1274）墓周氏圹志，丈夫吴畴为太平州通判，此转官毬纹帔坠或许正表达了周氏希望丈夫仕途顺达的心愿。

江西德安南宋咸淳十年（1274）周氏墓出土银鎏金转官球纹帔坠

南宋端平二年（1235）鎏金银镂空“转官”帔坠

1986年福建福州北郊茶园山宋墓出土

福州市博物馆藏

福建福州茶园山南宋端平二年（1235）墓出土转官毬纹银鎏金霞帔坠子，与《武林旧事》“小经纪” 记录一致。鎏金银帔坠，字下方即为四瓣绣球式样的“转官球”，佩丝帛结带。“转官”指官职升迁，帔坠是皇帝赐给朝中命妇“凤冠霞帔”中霞帔上的坠子，命妇披转官球坠，自然是希望能旺夫旺子，祝其加官进爵。

泸州宋墓石刻妇人头上所插圆球步摇，应该为转官毬。

河南登封箭沟北宋墓壁画帷帐中间所挂的转官毬

吴自牧《梦粱录》（南宋末）卷十八“花木” 条：临安四时花中有“绣球花，白色，团圞如毬，春末夏初开”，虽未写 “转官”，但结合同时期诗词与陈著诗话，此即转官毬；卷二十 “嫁娶” 条记富贵家聘礼用 “金帔坠”，其纹样多为转官毬路纹。王明清《挥麈后录》（南宋）卷九：“南宋士大夫家，金银器多作转官毬路纹，盖取‘转官’之兆。”明确南宋官僚阶层流行转官毬纹金银器，寓意官运亨通。宋末元初·汪元量《玉楼春其二赋双头牡丹》：“碧纱窗下修花谱，交颈鸳鸯娇欲语。绛绡新结转官球，桃李仆奴何足数。”

上海宝山月浦南宋谭氏夫妇墓出土银鎏金“转官“球纹帔坠

南宋宝庆二年（1226）的银鎏金帔坠，出土于上海月浦谭氏夫妇墓，是宋代霞帔专属坠饰，也是古代婚嫁三金的重要器物。整体为宋代流行的鸡心形中空造型，由双层银片扣合而成，边缘辅以精致的连珠纹与花卉纹路。器物主体刻画经典的满池娇图景，亭亭荷花之上，双鸳交颈依偎，神态温婉灵动，鸳鸯下方雕琢转官球纹样，鸳鸯口衔绶带，尾羽衬莲蓬，纹饰层次分明、细腻精巧。整件器物融合锤揲、镂空、鎏金等多重精湛工艺，将自然景致与吉祥纹饰完美结合，既彰显了南宋江南地区细腻雅致的审美风尚，也寄托了夫妻恩爱、永结同心、仕途顺遂的美好期许，极具时代艺术价值与民俗文化价值。

南宋“满池娇” 金霞帔坠，1959 年出土于江苏苏州吕师孟墓，现藏南京博物院，是宋元时期贵族女性礼服霞帔末端的压脚饰件。坠饰最上方那个带同心结的球形物，就是文献里记载的转官毬。它以镂空锤揲工艺制成，既象征 “官运流转、步步高升”，又取 “同心百结、永结同心” 的吉祥寓意，是宋元婚嫁器物的经典元素。下方是一对鸳鸯嬉戏于荷塘的场景，衬以荷叶、莲蓬，是宋元时期风靡的 “满池娇” 题材。鸳鸯象征忠贞和合，荷花寓意连生贵子，整体是典型的 “和合吉祥” 组合。它将 “转官” 的仕途祈愿与 “满池娇” 的婚嫁祝福结合，体现了宋元贵族阶层对 “官运亨通、婚姻美满” 的双重期许。整个图案与汪元量的诗相合。墓主吕师孟为南宋降元官员，此器是宋元江南金银细工的代表，也是宋元服饰制度与吉祥文化的缩影。

南宋金鸳鸯霞帔坠南京市江宁街道清修村秦熺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藏

转官毬变小，变为绦环同心结（百事吉）。

南宋鸳鸯荷塘小景纹（满池娇）银鎏金金霞帔坠子东阳博物馆藏

南宋透雕满池娇金帔坠

1984年浙江东阳湖溪镇罗青甲出土

东阳市博物馆藏

南宋交颈鸳鸯纹金霞帔坠子金坛博物馆藏

南宋四鱼花卉纹转官毬银鎏金霞帔坠子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南宋转官毬花卉纹银鎏金霞帔坠子杭州市临安区博物馆藏

南宋鎏金八角婴戏图银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这是一件13 世纪南宋的银质鎏金八角盘，采用锤揲与錾刻工艺，盘心浮雕的 “庭园婴戏” 场景，是宋代金银器中极具代表性的吉祥题材。盘心刻画了八名孩童在庭院中嬉戏的场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心偏下的转官毬戏：一名孩童手拉毬状物，旁侧有一犬追逐。“转官毬” 在宋代既是儿童游戏，也被赋予 “官运流转、步步高升” 的吉祥寓意，与 “多子多福” 的婴戏主题结合，是典型的 “复合型吉祥纹”。背景为南宋典型的园林环境：上方有带栏杆的莲池、荷花；右侧点缀鹿纹，象征“禄位”；中心的芭蕉湖石，是宋代婴戏图中常见的背景元素。孩童动作丰富：骑竹马、持莲、奏乐、追逐，展现了宋代贵族家庭孩童的日常嬉戏状态。

童子手拖转官毬，一官员跪拜模样，可见转官在宋代官员心中何等重要。这类“婴戏+吉祥纹”的金银器，是南宋中后期市民文化与士大夫吉祥观念融合的产物。“转官毬” 游戏从民间进入器物装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仕途升迁的普遍向往。

北宋定窑童子骑鹅壶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藏

定窑骑鹅壶用男孩执绣球的题材也是这个道理，此壶是文人雅士习字绘画研墨时注水用的文具，男孩面向主人正坐，拿着转官球，自然是对主人官运亨通的美好祝福。

北宋定窑童子骑鹅壶河北省曲阳县出土

南宋童子系转官毬玉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白玉戏球童子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童子提转官毬玉雕洗心停藏

宋代持莲转官玉童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宋透雕两童子持莲持球玉佩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2012年，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南宋史嵩之墓出土一件透雕两童子玉佩，透雕一童子手持长茎莲蓬，一童子手持转官球，或寄托连续转官之愿望。墓主人史嵩之（1189-1256年），系南宋大臣史浩之孙。

南宋童子抱转官毬玉雕史嵩之墓出土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博物馆藏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宁波余姚南宋史嵩之夫妇合葬墓发掘报告》，《南方文物》2017年第3期。

余姚史嵩之夫妇合葬墓出土透雕双童玉坠，右侧童子身着对襟长衫，双手持长茎莲蓬，莲蓬头绕过颈后从两者头间探出。左侧童子着交领长衫，左手搭球上，右手把着球下方的长绳带，球面饰钱纹，球两端系着长绳带，上端两条带飘散于腰侧，下端两条卷垂至足。童子手中的绣球造型与金银器上转官球的造型相仿。

宋代两童子执荷转官毬玉饰

四川广汉和兴联合七社宋代窖藏出土

广汉市文物管理所藏

宋代青玉持荷挂球双童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北宋定窑孩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定窑孩儿枕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定窑孩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孩儿身穿衣服上的转官球纹

定窑孩儿枕，此种男婴枕实为宜男枕，传说育龄妇女枕其可得男婴，手挽绣球的男婴对这个美好的祝愿又增加了一重“转官”的企盼，此男婴还有望在未来的官场上扶摇直上，平步青云。不仅如此，就连男婴穿着的衣服上都饰有转官球纹，无疑是希望孩儿将来能够在仕途上平安顺遂。宋人对绣球的热爱源于官运的渴望，南宋陈著有转官球花诗句“官途荣进取，时样妄推评”句，意思是说，能不能升官在于自己是否有真本事、有进取心，不能将升官的青云之志寄希望于“转官球花”。

从出土实物并结合文献看，转官球纹是流行于南宋或宋末元初的纹饰，是寓意“官途荣进取”的“时样”。景定元年（1260）庆一娘回定给男方时有“转官球须掠一副”（[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八，清康熙刻本。），即是转官球纹胡梳。

除金银首饰的装饰，这种绣球造型的转官球纹还与童子搭配出现在其它器物上，使传统的婴戏纹更多了一层吉祥涵义。杭州市北大桥南宋墓出土龙泉窑青釉婴戏双转官球纹碗，碗内刻划一婴孩手执长带挥舞二只两端系着花结的转官球，暗含“双转”之意。

杭州市北大桥南宋墓出土龙泉窑青釉婴戏双转官球纹碗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文物》1988年第11期。

宋代玉转官球

玉童子抱转官毬清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玉婴孩，色青白。婴孩顶梳双髻，身著围兜，围兜上有团寿字。作匍匐姿，抬头前望，双手抱球。肢体丰润，表现了婴儿健康的样貌，甚是可爱。手里抱着“转官毬”，是宋代以来这一题材的延续。

转官球还可见于中国传统图案“狮子戏球”。江苏溧阳平桥宋代银器窖藏和福建泰宁宋代银器窖藏皆出土银鎏金盘盏，造型不同，构图相似，皆于盏内錾刻一狮一转官球，盘内锤鍱双狮双转官球。狮子相逐跳跃戏球，绣球边缘绦带围绕绣球组成四出半圆，左右又有对称飘带飘舞。江西彭泽北宋易氏墓出土双狮戏球纹银梳，梳背镂刻双狮戏球和缠枝花卉。双狮间的绣球上的图案与转官球一致，绣球周围绦带飞舞，与镂空的卷草纹融为一体。

北宋《营造法式》中的狮子戏球纹样

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双狮戏球”纹银鎏金盘盏

盏内錾刻狮子戏球纹

盘底锤揲狮子戏球纹宋双狮戏球鎏金银盘（江苏溧阳平桥窖藏出土）

北宋双狮戏球纹银梳江西彭泽北宋易氏墓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北宋“周小四记” 铭梅花双狮纹银梳，内侧：周小四记；背面：江州打作（今九江）。

南宋印花彩绘狮子戏球纹花边福州黄昇墓出土

福州黄昇墓出土南宋印花彩绘狮子戏球纹花边中国丝绸博物馆展览

曹昭《格古要论》古锦.古器条：“宋有毬路锦、方胜锦，价值千金。”

南宋狮子戏球纹线描图福州黄昇墓出土

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银地宫殿是一座单檐歇山顶建筑

银殿台基座呈须弥座式，雕刻双狮子戏球，绣球表面刻划花纹，四周绦带环绕。

金银器外，狮子与转官球的图案流行于宋元明时期瓷器、铜器、玉石器等各种实物上。武义县三港出土的宋代褐釉印花狮子戏转官球纹盒，盖面模印狮子腾起执转官球纹，盒外底印有“练八郎功夫”商家标识。武义县老熟溪砖瓦厂出土的宋代双狮戏转官球纹铜镜，镜背内区铸有双狮一正一倒围着中心的转官球。上海嘉定法华塔地宫出土元代双狮戏球石函，盖面浮雕双狮围绕转官球上下腾跃。

金代定窑印双狮戏球纹盘

河北省曲阳县南马古庄村出土

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

盘子上印的转官毬

北宋定窑狮子戏球纹印花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定窑印花狮子戏纹盘浙江省博物馆藏

浙江省武义县三港出土宋代褐釉印花狮子戏转官球纹盒

武义县老熟溪砖瓦厂出土的宋代双狮戏转官球纹铜镜

宋代双狮戏球石刻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

宋代 狮戏球石刻四川泸县石刻博物馆藏

宋代对雀戏球石刻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

宋代石刻狮舞绣球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藏

元代狮戏球玉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有赭斑。全器为扁椭圆形，雕为狮子形，作侧面蹲坐姿。以阴线浅雕出狮子轮廓，后足踏莲花、前足抱绣球、口啣花茎。玉料顶至底有一通心穿。

上海嘉定法华塔地宫出土元代双狮戏球石函，盖面浮雕双狮围绕转官球上下腾跃。

至明代，双狮绣球更因吉祥涵义而成为民间流行样式。《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回中来旺儿担着的一箱首饰中就有“狮子滚绣球”图案，实例可见上海浦东陆深家族墓出土明代双狮戏球纹金分心。这些狮子与转官球的组合纹饰发展到后世成为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狮子戏球”“双狮戏球”（太师少师纹），寓意高官厚禄。

明代双狮戏球纹金分心上海浦东陆深家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明代狮子戏球镂空玉带板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明代青玉三狮戏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以立雕雕出三狮与绣球，再以阴线刻雕饰细部表情、毛发线条。本作品以三狮戏球为主题，大狮侧躺，一足搭于绣球上，一只小狮伏立在大狮身上，头向前伸，欲戏球状，另一只小狮在大狮尾侧，向上顶上方的小狮。附拐子龙纹足木座一。

明代白玉狮子戏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琥珀狮子戏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毬路纹

毬路纹是一种四方连续的几何图案，以毬（球）形纹路得名，是宋元时期的流行纹样。文献中关于毬路纹的记载主要见于《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装饰纹样，对不同的毬路纹样式分别定名并配图，如只构一单独圆形则称盘毬纹，四圆相交称簇四毬纹，六圆相交称簇六毬纹，中间饰花者称填花毬纹，饰如雪花者，称簇六雪华。（[宋]李诫：《营造法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史・舆服志》记载宋代高官（两府、学士）服制，毬路金带为顶级章服，“方团毬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方团球路以赐两府，御仙花赐学士以上。”是北宋毬路带制度的权威笔记。

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宫廷与富贵人家用毬路锦装裱书画、做服饰，聘礼有金帔坠（转官毬路）。

元・富大用《新编古今事文类聚》，辑录唐宋毬路带制度，“今俗为毬路为笏头，为御仙花为荔枝”。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尚衣局毬路锦，漂从裂帛湖旁。”元代宫廷尚衣局织造毬路锦，用于御服、赏赐。

王圻《三才图会》• 宫室、衣服卷：绘有毬路格眼、毬路锦图样，标注“宋式毬路，今用之”。

《明实录》《大明会典・舆服志》记载明代公服、蟒袍、玉带仍沿用毬路纹，称“毬路地、团窠毬路”。

朱琰《陶说》• 瓷器装饰：“宋瓷有毬路纹，元明因之，清则为皮球花。”

陈浏《陶雅》记载“皮球花者，宋之毬路也，大小相套，圆转不绝。”

清代官修《皇朝礼器图式》朝服、补子、荷包：仍见毬路纹，多作小簇四/ 簇六，称 “圆光、团花”。

从这些文献记载可知，毬路纹一直从北宋沿用至明清，虽然名称有变化，但是纹饰是一脉相承的。

以4个或6个圆形相切、相交为骨架，单元连续、循环不息，寓意连绵不断、富贵团圆。毬路纹（球路纹）是《营造法式》宋代经典建筑几何纹样，多用于小木作格眼与高级彩画。以多圆交叠连锁为核心，分簇四、簇六两种主流形制，构图规整连续。兼具门窗透光的实用性与圆融绵延的吉祥寓意，是宋式典雅理性美学的典型代表。

宋代笔记中大量记载“转官毬路纹”，特指以绣球（转官毬）为原型的圆形连续纹样，用于金银器、霞帔坠、织物、石刻，是南宋官场 “祈升官” 的核心吉祥纹样，笔记多与出土文物、宫廷 、民间用度互证。

南宋末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临安有匠作转官毬帔坠、银盒，嫁娶必备。”；卷八“御宴”：宫廷用器亦有转官毬纹金盘，属官方认可的吉祥纹样。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器用”：“中兴后，百官常服玉带，其銙多作转官毬纹，与笏头、方胜并列。”南宋官员玉带饰常用转官毬纹，为官场身份与祈愿的双重象征。

泸州宋墓石刻帐幔下方刻转官毬，印证笔记中“民间居室亦用此纹” 的记载。

泸州博物馆/ 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

泸州宋墓“妇人启门”石刻门扇上的“毬路纹”

泸州宋墓石刻门扇上的“毬路纹”

宋代毬路纹的使用更为流行且更具本土意义。扬之水认为毬路纹是宋元的流行纹样，常被称为钱纹，但其实直到明清才从观念上演变为“古老钱”或“连钱纹”。宋元时它的寓意是象征官运，应是从作为显宦特赐之服饰的毬路纹金带而来。（参见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第一卷，中华书局2010年，第168页。）欧阳修《归田录》记“国朝之制，自学士已上赐金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乃创为金銙之制以赐群臣，方团毬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今俗谓毬路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皆失其本号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明稗海本。）范镇《东斋记事·补遗》“毬路金带，俗谓之笏头带，非二府文臣不得赐”直接定义了毬路金带的身份性。《文献通考》记“腰带之制”：“腰带之制，恩赐有金毬路、荔枝、师蛮、海捷、宝藏；方团二十五两；荔枝自二十五两至七两，有四等；师蛮二十五两；海捷十五两；宝藏二十两。惟毬路方团胯，馀悉方胯。”范成大诗云“台架尘侵毬路暗，花书墨渍笏头斑”，即将毬路作为一种装饰花纹之名。

2022 年 8 月出土于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延恩寺后山南宋杨栋墓（1196–1270，官至参知政事），为南宋官制规定的毬路纹金带（副宰相级）。能看到方形、长方、桃形金带板若干件叠压在土中，表面可见细密的毬路（转官毬）纹样，边框连珠纹，与文献 “球路方团胯” 形制吻合。据《宋史・舆服志》：金带六种，首为毬路，只有宰执、亲王等高官方可服用。纹样特征：圆球形网格纹（蒲纹 / 星芒状），中心凸起，呈 “转官毬” 形态，寓意升官、官运周流不息。形制：方团（方形）为主，配桃形、铊尾，与杨栋墓出土组合一致。

2022年出土于浙江省临海市涌泉杨栋墓，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金制，板面锤揲球路纹，焊接素面包边，背面中空以包木托，銙上装饰性条状系孔。

或许因为毬路金带的身份等级象征，与早期的几何纹样相比，此时的毬路纹在民间更具备吉祥祝福的涵义。如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出土四件毬路花卉纹鎏金背银梳，梳背毬路纹间点缀花卉。江西安义南宋李硕人墓出土圆形满池娇纹金饰件，一面镂刻满池娇，一面镂刻毬路纹。同墓出土金镂空梳脊，中间一行毬路纹，两边卷草纹。

河北省易县大北城窖藏出土北宋毬路花卉纹鎏金背银梳易县博物馆藏

江西安义南宋李硕人墓出土圆形金饰件

还有一些器物中毬路纹不以主体图案或大面积地纹出现，而是边框性的点缀图案，装饰性鲜明。如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卷草纹金帔坠，主体图案雕刻镂空的卷草纹，帔坠边缘錾刻毬路纹一周。同例可见安徽休宁南宋朱晞颜墓出土的一件金葵花盏，造型取式黄葵花，盏口以及花瓣之间又分别用折枝黄葵做出装饰带，圈足底缘錾刻一周毬路纹。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的北宋方形鎏金银带銙，在毬路纹围成的边框内装饰五个献香花菩萨。

湖州三天门南宋墓出土卷草纹金帔卷草纹周边装饰一圈毬路纹

南宋葵花形金盏1952年休宁县朱晞颜夫妇合葬墓出土 安徽博物院藏

该仿生葵花金盏圈足外侧下部装饰一圈毬路纹

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出土鎏金银带銙人物周边装饰一圈毬路纹

除民间使用的金银器外，毬路纹也较多地出现在金银舍利容器上。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地宫出土北宋银椁，前挡取材于佛殿的建筑样式，方形檐柱承托仿木结构屋顶，椁盖上满錾毬路纹。河北定州净众院地宫出土的两件北宋鎏金银塔，都是六角亭阁式，塔身外饰有毬路纹华版与宝珠望柱的栏杆。这种设计大概是对实际建筑的仿制。大足石刻18号窟《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中的栏杆也是采用毬路纹华版。

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地宫出土北宋银椁椁盖上满錾毬路纹

定州净众院地宫出土北宋鎏金银舍利塔栏杆下面装饰一圈毬路纹

定州净众院地宫出土北宋鎏金银舍利塔两层栏杆下面各装饰一圈毬路纹

安庆博物馆藏宋代镂空花鸟纹金簪，正面镂刻蒲草水鸟，背面以镂空毬路纹衬底。这种以镂空毬路纹作衬底的做法在明代金银首饰中更为常见，如蕲春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的金镶宝三大士分心，在镂空的毬路纹底托上用金丝系结三菩萨。

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南宋银地宫殿 宁波博物院藏

栏杆护板錾刻毬路纹

宋代镂空花鸟纹金簪安庆博物馆藏

这件宋代镂空花鸟纹金簪为双层镂空形制，是宋代典型的梭形金簪。簪首正面镂雕蒲草与姿态各异的水鸟，勾勒出清幽的水岸景致；背面以镂空毬路纹为底，边缘点缀联珠纹。器物综合运用锤鍱、錾刻、镂雕等技法，造型轻薄雅致、纹饰细腻写实，充分展现了南宋江南地区金银器高超的制作水平与审美意趣。

背面装饰镂空毬路纹

蕲春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明代金镶宝三大士分心正面

蕲春都昌王朱载塎墓出土明代金镶宝三大士分心背面装饰一圈镂空的毬路纹

宋元时期的毬路纹也常见于纺织品上，且变化更为多样。新疆若羌阿拉尔墓葬出土宋代毬路双雕纹锦袍，圆环采用簇四相切结构，主体圆环内饰对雕纹样。河北隆化县鸽子洞窖藏出土元代毬路纹丝绸饰件，有绫、苎丝、绸、绢、绮、织金缎、织金锦等17种面料共24片，图案与金银器上毬路纹及《营造法式》中四圆相交毬纹一致。与金银器上的几何化处理的毬路纹相比，纺织品上毬路纹不仅结构变化多样，而且表现得更为具象。唐代史料中有“盘绦绫”[，宋代有“盘球晕锦”，“盘球云雁细锦”等记录，都是球纹在织物上的纹样衍生，实物可见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耶律羽之墓出土辽代盘球纹绫与紫地白描盘球绶带纹绫，中心图案似绶带或盘绦环绕而成的“团花”状大球，大球间又以绦带相连。以单颗球而看，它又颇似系有绦带的绣球。这种以绦带环绕的绣球纹样在宋代又被称为转官球纹。

新疆若羌阿拉尔墓葬出土宋代毬路双雕纹锦袍

1956 年新疆若羌阿拉尔墓地（喀喇汗王朝贵族墓）出土

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级文物，2013 年列入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目前中国出土最完整的宋代织锦袍服，北宋西域贸易与服饰的直接物证。纹样定名“簇四盘雕”，为宋锦经典图案，影响后世元明织锦设计。

河北隆化鸽子洞窖藏・元代毬路纹丝绸饰件（元末，1361—1362 年）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藏

拼缝连毬路纹饰件，半成品。17 种面料、24 片料片拼合；含绫、苎丝、绸、绢、绮、织金缎、织金锦等；9 种面料包镶绲边。四圆相交（簇四相切），与《营造法式》“四圆相交毬纹” 完全一致；四瓣成圆、连缀成毬路纹。与同时期金银器上毬路纹同构，体现元代“跨材质纹样统一” 特征。

耶律羽之墓・辽代盘球纹绫/ 紫地白描盘球绶带纹绫（辽早期，942 年）

现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绶带盘结成团花状大球，球间以绶带连接；空隙点缀小四瓣花。紫绫为地，白色矿物颜料手绘勾描纹样边缘，使暗花图案清晰突出，是辽代典型“白描” 装饰手法。构图规整、线条流畅，兼具唐代纹样的富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简洁大气。盘球纹由唐入辽，是丝路文化交融的物证；“绶带” 谐音 “寿”，亦含吉祥寓意。

参考文献：

（1）王宣艳、倪毅：《毬路纹、转官球与狮子戏球》，《浙江工艺美术》2023年2期新刊；

（2）《四川广汉南宋窖藏玉器》，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陆建芳主编《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海天出版社，2014年；

（4）[宋]陈著：《本堂集》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5）[清]沈辰垣辑：《御选历代诗余》卷五十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扬之水：《棔柿楼集》第7卷《物中看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

（7）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第一卷，中华书局2010年；

（8）[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明稗海本；

（9）[宋]范镇：《东斋记事》卷五，清守山阁丛书本；

（10）[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十三王礼考八，清浙江书局；

（11）管月晖：《毬路纹中的转官与小官人富贵帽》，2024年11月2日；

石超，江苏泗阳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参加工作十七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研究和展览工作。主编《错彩镂金一浙江出土金银器》，《霓裳银装一浙江畲族服饰》等书，发表《吴越国金银器初步研究》、《浙江出土金银器概述》、《浙江省博物馆藏雕漆器》、《中国古代的螺钿漆器》、《从琴学问答看杨宗稷的琴学思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唐琴斫制工艺》、《彩凤鸣岐琴铭文解读》等金银器、漆器、古琴等研究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