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敞生年不详，只知他出自张氏一门，为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之孙。关于他的少年与成长岁月，史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他是从历史的缝隙中突然浮现的人影。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几乎被前半生抹去的人物，却在史书可见的短短十年间，活得如烈火燎原般炽热激荡，其志其行，远胜寻常一生的平淡长度。 崇祯十三年，成为张同敞命运真正展开的起点。他身为文人，却主动请求武职荫补，希望投身军旅，以身许国。崇祯皇帝或许是惜其才气，又或许对其能力心存观望，并未直接授以兵权，而是召入朝中，任中书舍人，掌书写诏书封敕之职。即便身处文职，他心中那股渴望报国的锋芒，却早已隐隐难收。 明末局势崩坏，其症结之一正在于文武不和。文官轻慢武将，甚至极尽压制与贬抑，使得武人在内忧外患交织之际，对朝命渐生抵触，不愿受制于文臣指挥。久而久之，即便明军兵力数倍于清军，却仍在南下铁骑面前节节溃败，失去了组织与凝聚之力。 而张同敞，恰恰是那乱世之中少见的文武兼备之人。他虽以文人起身，却性情慷慨激烈，不以武人为轻，反而能与之共谋进退，具有相当出众的组织与统率能力。南京沦陷之后，他辗转南方各地，奔走联络，致力于组织抗清力量，在风雨飘摇之中试图撑起一线残存的希望。

据说每逢出战，他总是身先士卒，策马冲锋在武将之前，从不以文臣自居而退居后方。一旦战局不利，军队溃散奔逃，他却常独自端坐营中，岿然不动，神色如铁。将领们见他不退，反而心生惭愧与振奋，往往重整旗鼓折返战场，由此反败为胜。久而久之，这种近乎孤绝的胆魄，反倒成为凝聚军心的力量源泉，使士卒愿意听命于他。 到了永历朝，他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负责监督各路军马，协助防守桂林，并多次成功抵御清军进攻，甚至一度组织反攻入湖南，使两广地区短暂恢复生气。然而这片刻的回光返照，并未能延续太久。朝廷内部党争愈演愈烈，如同顽疾深种，不断侵蚀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朝廷最后的元气。 永历四年，清军分两路大举进攻两广，局势骤然崩坏。朝中吴楚两党不思御敌，反而内斗加剧，互相掣肘，致使北方防线迅速瓦解，粤北严关失守，桂林诸将纷纷弃城而逃。张同敞望着崩溃的战局，长叹一声无可为矣，那叹息之中，仿佛已将世事看尽。得知老师瞿式耜仍孤守桂林，他不顾生死，独自泅渡漓江，只为与师相见。 瞿式耜见他前来，语气沉重而决绝：我既为留守，当死此地。你并无守城之责，速速离去，不必随我同陷绝境。然而张同敞却回应道：古人尚耻独为君子，老师岂能不许同敞一同赴死？言辞平静，却如金石落地，不容更改。

于是两人相对而坐，取酒共饮，彻夜长谈，仿佛要把这最后的时光延展到无尽。待清军逼近之际，他们已心如止水。清将孔有德本无意杀之，仍劝其归降或出家以求生路，但二人皆不愿屈膝偷生，更不愿苟且为僧，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以身殉国。行刑之日，天象突变，电闪雷鸣，似天地亦为之震动。桂林山水在风雨交加中更显苍茫，他取出明朝网巾戴上，神色从容道：服此于地下见先帝。语毕而赴死，气节凛然。 崇祯三年，朝廷曾诏复张居正官荫与诰命；到了崇祯十三年，又再次诏复张敬修官职。张同敞对此深感帝恩浩荡，心中自许当有所作为，以报君国之恩。崇祯十五年，他奉敕宣慰湖广诸王，又入云南调兵平叛，这一阶段可谓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他一生的忠贞与执念，似乎都源自对这份君恩的回报之心。崇祯三年、崇祯十三年的两次追复之诏，在他心中如火种般燃起，使其始终以身许国，不肯稍有退意。 偶然翻阅其人之事迹，常令人心生感慨，觉其虽寥寥数载可见于史，却重若千钧。《明史》曾评曰：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反复咏叹之间，尽是对其气节与时代命运交织之深意的叹惋。 张同敞在狱中曾遭受严刑拷打，临死之前留下《绝命诗》。诗前自序记曰：被刑一月，两臂俱折。忽于此日，右手微动，左臂已不可伸展。又过三日，勉力书成三诗，然右臂亦痛不可忍，此或为绝笔之作，孤臣同敞囚中草书而成。

其诗云： 一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天知。 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后诗。 破碎山河休塟骨，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