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晚清政府一样，短暂存在的北洋政府同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评价，“丧权辱国”四个字几乎成了它无法摆脱的标签。然而历史的复杂之处恰恰在于，它从不只留下单一的面孔。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列强环伺的时代里，北洋政府内部竟有人在极端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以弱搏强，硬生生将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国版图，这段往事至今仍带着几分传奇色彩。 人们不禁要问，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人叫徐树铮，江苏萧县人。他并非寻常武夫，而是典型的文武兼备之才，在民国军政人物中素有“第一才子军阀”之称。少帅张学良曾对他颇为推崇，甚至评价他“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足见其在军政两端都极具手腕与锋芒。 然而若只看仕途高度，徐树铮并不算位极人臣。他最高的官职，不过是陆军部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但在段祺瑞的倚重与庇护之下，他在北洋政坛中却如同一把锋利的隐刃，纵横捭阖，权势极盛，也因此卷入诸多争议与非议之中。《民国人物传》中对他的评价颇为复杂：他依托日本势力，在政局中左右腾挪；又与张作霖往来密切，在北京组织“安福俱乐部”，通过操控选举、笼络政客，几乎把持了北洋政府的运作，并著有《建国诠真》，宣扬其政治理念与主张。

但历史人物的面貌往往并不单一。一个人一生做坏事并不稀奇，难的是始终如一地只做坏事而无任何转折。而徐树铮，恰恰在他主导“边防军”期间，完成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功绩——收回外蒙古主权。 外蒙古，位于中国北部、内蒙古以北的辽阔草原地带，面积高达两百多万平方公里。如果将贝加尔湖与额尔古纳河之间及其西侧部分一并计算，其疆域甚至可超过二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中国北方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复杂而悠远的历史记忆。 然而在1913年与1915年，沙俄帝国先后施压袁世凯政府，迫使签订《中俄声明》与《恰克图协定》。条约表面承认外蒙古仍属中国宗主权范围，但同时又承认其“自治”，并规定中国不得驻军、不得设官、不得移民。名义尚存，实控已失。从那一刻起，外蒙古事实上已逐渐脱离中国版图。 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17年。这一年，俄国爆发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沙俄政权轰然崩塌。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虽然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但在现实中仍试图延续对外蒙古的影响力，支持其独立倾向。

然而新政权自身尚未稳固，无暇顾及远在北方的边疆事务，对外蒙古的控制因此出现真空。 就在俄国势力暂时退出之际，日本势力又迅速介入。1919年春，日本觊觎外蒙古资源与地缘价值，试图推动建立一个受其操控的“大蒙古国”，北方局势再度陷入新的博弈之中。 面对外部势力的拉扯，外蒙古王公们的立场也开始动摇。在反复权衡之后，他们重新意识到与中国关系的现实利益与安全保障，于是态度逐渐转向，决定回归中国体系之内。 1919年秋的一天，外蒙古方面突然向北京北洋政府发来电报，请求撤销所谓“独立”，重新纳入中国版图。这一消息在北京政坛迅速引发震动。 北洋政府随即决定派遣徐树铮率军前往处理此事。此前，徐树铮已被任命为参战处参谋长兼西北国防筹备处处长，正利用从日本借来的巨额资金与装备，在西北训练“参战军”，准备应对国际战局。接到命令后，他将这支队伍改编为“边防军”，率步兵两旅、骑兵一团，挥师北上，出塞直指库伦。 当时中国驻库伦总督虽已与外蒙古当局进行过多轮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但协议最终被外蒙古议会否决，加之各王公立场反复，使得局势充满变数，前路并不明朗。 而徐树铮所率兵力有限，仅两旅步兵、一团骑兵，从纸面实力看并不足以形成绝对威慑。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一种极具心理战色彩的策略——以弱示强，虚张声势，效法“孔明增灶”的计策，一路上旌旗蔽空、军容张扬，刻意营造出兵势浩大的假象，以震慑对方。 抵达库伦后，他亲自率部驻守城中，同时迅速派兵控制买卖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以及唐努乌梁海等战略要地，动作干脆利落，几乎不给对方喘息空间。

与此同时，他果断扣押外蒙古伪政权的重要官员，并软禁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军事与政治双重压力之下，外蒙古方面迅速陷入被动。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致电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请求废除与中俄相关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宣布回归中国。至此，蒙古全境在名义与行政层面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连同早已被沙俄控制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也一并回归。 在外蒙古驻留的两年多时间里，徐树铮并未止步于军事控制，还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他引种蔬菜以改善物资结构，修建道路以打通交通网络，设立边业银行以稳定经济秩序，创办报纸以传播信息，同时清理旧债、发展教育，试图在边疆地区建立一套更系统的治理框架，推动当地与中原制度的接轨。 1921年，因直皖战争局势变化，徐树铮被段祺瑞调回北京。回京之后，他不仅向中央汇报边疆事务，还特意将捷报电告当时身在上海的孙中山。 孙中山阅后复电，语气颇为感慨：“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在这段评价中，孙中山甚至将徐树铮比作汉代名臣班超与傅介子，以此肯定其在边疆事务中的功绩与影响力，也为这段充满争议与张力的历史，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