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我说他是权力最大的皇帝，会让不少人心生疑问：皇帝本来就位高权重，几乎可以呼风唤雨，怎么还能分出最大与不最大呢？可你要知道，晋朝的皇帝们，其实没那么幸福。 西晋时期，人人皆知的八王之乱，就是最直观的佐证。晋惠帝司马衷早期还能发布一些诏令，维持表面的皇权；可到了后期，他几乎完全沦为傀儡，任人摆布。再看晋明帝的驸马桓温，这位北伐三次、战功赫赫的名将，晚年掌握朝政十余年，甚至干预皇帝的废立，险些步晋武帝后尘，逼迫皇帝禅位。 再来看看东晋的大政治家、文学家谢安——王羲之的好友，谢道韫的叔叔。他的地位几乎等同宰相，却拥有私自募兵的特权。北府军最初，几乎就是谢家私人兵工厂的产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背后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开国制度定得不够稳固。

晋朝在人才选拔上，沿用了曹魏时期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相比早期的察举制度，中正制增加了品级评定和考核选拔环节，使人才来源更为广泛。对于夏侯曹、司马晋这样缺乏汉代百年基业的政权而言，这无疑提供了一批稳固的士族支持者，优点显而易见。 然而，这制度的缺陷也同样明显。九品中正制度中有一条以门第平定人才的标准，发展至后期便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世家大族不断壮大，而寒门士子几乎没有上升空间，制度性垄断愈发明显。 东晋开国皇帝晋武帝深知魏国迅速灭亡的教训，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宗族庇护。于是，他登基之初便封了许多同姓王，给予人口和武装，以期建立宗族与士族之间的制衡机制。初衷固然高妙，想借此均衡权力，谁料现实残酷——皇帝反而成为被忽视的存在，因为王爷实在太多，大大小小竟多达27位。

八王之乱如同狂风骤雨，席卷西晋未竟的雄心，而东晋皇帝们面对的烂摊子只会更多。司马曜，即孝武帝，作为晋的第九位皇帝，试图扭转乾坤。他的祖父是东晋开国者司马睿，父亲是会稽王司马昱。公元365年，琅琊王司马奕登基，司马昱横向流动成为琅琊王。 公元371年，大将军桓温发动宫廷政变，与太后联手废掉司马奕，立司马昱为皇帝，史称晋太宗。司马昱名义上是皇帝，实则傀儡。司马曜四岁那年，阴差阳错成为皇子。按古制，通常幼主继位会伴随辅政大臣或太师独揽大权，不出一年便可能被迫禅位，或因权力争斗而早逝。可在这恒温不变的规律中，偏差出现了——原因还是大士族的力量。 以琅琊王氏为代表，这些培养出王导、王羲之、王元姬等名流的世家联合几大家族，直言不讳：皇帝死，太子当立。意思是，皇权轮不到你桓温。谁能料到，正值晋朝濒临崩溃之际，仍是士族撑起一片天？成也士族，败也士族，真是一句不假。

司马曜初登基，国家动荡，司马奕复辟事件频发；桓温虽病逝，但其弟桓冲仍虎视眈眈；王氏、谢氏逐渐掌控朝局，司马曜与弟弟司马道子娶了太原王氏女子为皇后、王妃。尽管谢安、王坦之秉持名士情怀、忠君卫国，却无法改变东晋门阀主导的现实隐患。 司马曜逐渐成熟，开始实行分权策略。首先，他收回谢氏对北府军的控制，任命朝廷命官担任首领；其次，大力重用弟弟司马道子，架空士族势力。谢安被排挤而死，其侄谢玄亦失兵权。 这也是为何史书评价司马曜为东晋时期权力最大的皇帝。然而，即便11岁登基，虽能制衡门阀，他是否真正能担当中兴之才，仍是未知数。

公元396年，孝武帝仅34岁，却已大权旁落于弟司马道子。司马曜沉迷酒色，宠信僧尼，经常酩酊大醉胡言乱语。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对身旁张贵人说：你已年老色衰，明日我便废你立新人。张贵人惊恐万分，赶走左右，干脆以被子将酩酊的司马曜捂死。 经历了风云跌宕、权力浮沉，却只因一句醉话，便以如此憋屈的方式谢幕，这种结局令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