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注重人文精神，而这种精神反映在藏书文化中，就是将藏书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留传给后人。北宋宰相庞籍在《退老自述》诗中写道：“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意思是说，掌握万卷图书的一介寒儒比占有万顷良田的宰相更为富有。因此，“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一直成为北宋文人藏书的指导思想。

北宋初年，于宫城内右长庆门东北，有小屋数十间以藏书。至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太宗临幸，见其卑陋，“诏有司，规度左升龙门东北居府地为三馆，命内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二月丙辰，“诏赐名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以东廊为昭文馆书库，南廊为集贤院书库，西廊八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仅八万卷”。到了端拱元年（988年）五月辛酉，太宗在崇文院中堂又设立了秘阁，分三馆之书万余卷以实其中。三馆和秘阁也称为四馆，皆置官选名儒入直于内。北宋许多宰执大臣都曾任职于馆阁，欧阳修就曾说过：“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

三馆秘阁所藏之书籍，除继承五代时三馆的遗书外，皆为后蜀、江南及两浙的藏书。后来为了扩充崇文院的藏书，北宋政府还诏求亡书和奖励献书入馆收藏；又对馆内所藏书籍，开列目录，广泛征求。而对于因各种原因损失的书籍，还专门进行补写，然后收藏。这样，崇文院在宋初有书八万卷的基础上，到神宗初年正副本就达十六万卷以上。

崇文院的藏书，是按经史子集分类的，用雕木为架，以青绫帕幕之。每岁自五月初一日开始至八月结束，将秘府所藏书画暴晾一遍，以防虫蛀。届时朝廷召尚书、侍郎、学士、待制、御史中丞、开封尹、殿中丞、大司成两省官暨馆职，宴于阁下，陈图书古器供观赏，然后题名于榜而去。馆阁藏书极为丰富，然其间官书，多为人盗窃，士大夫往往得之；为防损失计，嘉祐年间（1056-1063年），乃置编校书人员，校雠四馆书，给吏百人，以黄纸大册书写。从此私家不敢辄藏，校雠多年，仅能完成昭文一馆之书而已。

北宋官府编纂的四部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就大量利用了崇文院的藏书。著名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修撰，不但大量利用了三馆、秘阁的藏书，而且还把修书机构设在崇文院内。就是北宋的一些私人著述，崇文院的藏书也为他们提供了方便。

除了国家大量收藏图书以外，北宋私人藏书亦富。由于雕版印刷风行，得书比较容易，北宋私家藏书远胜前朝。士大夫家藏书数千卷的比比皆是。譬如胡仲尧，“累世同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数万卷，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再如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以及子弟观之。”又如宋敏求，家有藏书数万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又如贺铸，“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误，以是杜门将遂其老。”私家藏书犹如浩瀚的海洋不可缺少的涓涓细流。许多珍贵的典籍正是通过私家藏书这一绵延不绝的渠道得以保存和流传。

纵观历史，北宋藏书之风的盛行，对促进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