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宋史学者是专门研究宋代历史的人,那么站在美国宋史学者的视角中,王安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王安石,这位北宋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与改革家,他的形象在西方学界被解读得丰富而多元,而这一切的讨论,要从郝若贝说起。
郝若贝,美国著名汉学家与历史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以对中国人口、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研究闻名于世。他的代表作《750—15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和社会变迁》(1982)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关于宋代的分析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被后人称为郝若贝模式。早在1971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对王安石的独到见解。他将11世纪的中国学术分为三大流派:古典主义、道德教训主义和历史类比。古典主义以王安石为代表,主张新学;道德教训主义由二程兄弟代表,强调道学伦理;而历史类比论则以司马光为象征,强调史学与历史经验的教训。郝若贝指出,北宋后期的古典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格外贫瘠的时期,这一评价无疑对王安石新学的进步意义提出了质疑。 在1982年,郝若贝在其成名作中进一步阐释观点。他认为,当王安石尝试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机构和政策进行全面制度改革时,地方性、亲属关系、利益集团、恩主与受庇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共同形成了派系斗争。这种斗争削弱了职业精英的地位,最终在12世纪初,专业精英阶层作为独立地位群体的存在几乎彻底消失。 另一位专注于王安石的新政研究者史乐民,将目光投向王安石新政时期开始的四川茶叶专卖政策。他将王安石的新法概括为经济激进主义,并解释为:一方面通过专卖和政府企业,以及间接的商税手段,深度介入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则借助国家权力提升经济活动,并增加政府在经济资源整体份额中的占比。 在研究王安石的学者中,包弼德则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宏观框架出发,深入分析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包弼德指出,司马光坚持认为秩序的维系依赖于一个明确界定、具代表权威的阶层,各阶层的划分与职责分工密不可分。因此,当王安石试图打破原有的政府分工,建立统一控制时,司马光的目标则是保持政府各个层面的松散关系。王安石意图将政府与社会统一为一个整体,而司马光则希望在政府常规事务与人民追求物质利益的传统方式之间划出必要界限。王安石追求打破私人财富的权威,司马光则为富人的特殊社会功能辩护。换句话说,司马光的理念可被形容为小国家、大社会,而王安石则倾向于大国家、小社会。借助这种分析框架,包弼德不仅将两者的主张与宋以前的历史相联系,也将其与近代中国历史联系起来:秦朝—新朝—北宋后期—共产党(改革前)对应王安石路线,而汉唐—南宋至明清—国民党则对应司马光路线。在这一谱系中,司马光路线被视为常规路径,而王安石路线则被认为是一种极端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