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的青岛,正是樱笋吐绿、春意盎然的时节。一个身材矮小、头发梳成大背油头的男人,带着典型的浙江口音,微笑着与身边一众满脸堆笑的人道别。他每说一句话,便因春季花粉肆虐而引发的鼻炎,习惯性地用手捏捏鼻子,仿佛这是与世界互动的一种仪式。
诸君告辞,要谨记三民主义,谨记委座教诲。 男人的声音夹杂着鼻腔里的嗡嗡声,却仍难掩那精致的浙音;与机场呼啸的风声交织在一起,竟意外地和谐。说罢,他便头也不回,大步迈向等待他的飞机。在一阵又一阵的戴老板走好的喊声中,他踏上了通往南京的航程,准备展开下一阶段的任务。他是谁?他是戴笠,军统局的首脑,一个令人敬畏、争议不断的历史人物。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他为亚洲的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周恩来对他的评价更为尖锐: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之死 戴老板,南京的天气太过恶劣,恐怕我们无法在此降落。 三月的南京,此刻却大有反转,狂风怒号,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戴笠透过飞机舷窗,望着窗外翻腾的乌云,心中陷入沉思。他的手紧紧抓住裤子,眼神里流露出久违的慌乱感。第一次这样紧张,是在初次会晤蒋介石的上海股东室,而这次的紧张,连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那就绕过南京,在上海降落吧!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若有所思地下达命令。随后,消息传来:戴老板,上海的天气也与南京相同,无法降落。这一次,戴笠的反应迅速许多,他只是短暂沉思,便对下属说道:那去徐州吧,在徐州降落。然而,命运并未给他机会,飞机在前往徐州的途中撞上南京西郊的岱山,结束了戴笠49年的生命,也终结了他16年的特务生涯。 关于戴笠之死,民间流传着各种版本:他杀说、自杀说,甚至还有天命说。天命说的依据,竟源自戴笠的名字。 戴笠原名戴徵兰,曾在黄埔军校落榜后郁郁不得志。同窗好友徐亮曾劝他说:你看你的名字叫徵兰,哪里有军人的气魄?不如改个名字试试。戴笠便根据算命先生的建议——六阴朝阳、杀重无制、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将名字中的徵兰改为笠,让名字与水相连。民间因此传说,戴笠五行缺水,遇上狂风暴雨,便是天命难违。其实,这不过是历史中的趣味性注脚,让研究者在简与繁之间品味其中的深意。戴笠有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名戴藏宜。藏宜一名,或出自清代文人毛奇龄的《南柯子其一斗草词》:藏得宜男,临赛又踟蹰。精于文字之道的戴笠,为儿子取此名,或寓意子嗣兴旺。戴藏宜生于1915年,父亲1930年统领蒋伪政权情报组织时,他年仅十五。少年时期的戴藏宜,正值热血年华,自然对叱诧风云的父亲崇拜有加。 戴藏宜曾就读上海大同大学,但因父亲权势和委座信任,从小便养成了任性骄奢的性格。戴笠本以为大学教育能磨合儿子的桀骜习性,却事与愿违。 随后,戴藏宜匆匆退学,投身军统,急于建功立业。在父亲示意下,他残忍杀害了广渡乡乡长、中共地下党成员华春荣。华春荣早在1938年便加入地下党,借乡长身份掩护同志。戴藏宜对他的迫害,不仅因其地下党身份,更因华春荣曾维护村民利益与戴家作对。此后,戴藏宜尝到血的滋味,越陷越深,在地方作恶无数。父亲死后,他虽被蒋介石任命为雨农中学校长,但恶习不改,甚至对女学生施暴,民间私下称其为江山狼。 戴笠死后,戴家的气运似乎随之消散。解放军攻入蒋伪统治区,戴藏宜如丧家之犬,仓皇躲避。在毛万里的安排下,他带着人和物潜入深山,等待蒋伪反攻的到来。然而1949年9月,他未迎来期盼的蒋伪员长,而是新中国公安干警。最终,1951年1月,戴藏宜死于江山之中,接受人民的审判。 戴笠之孙辈,命运各异。戴藏宜育有三孙二女: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戴璐璐。戴璐璐幼年夭折。蒋介石在台湾仍念旧,1954年,特命接戴笠后代至台,戴藏宜妻郑锡英带着戴以宽、戴以昶辗转抵台,受到蒋伪厚待。戴以宽赴美留学,定居美国;戴以昶留台发展,任职贸易公司。 被留在大陆的孙辈,生活更为坎坷。郑锡英在赴台前,将女儿戴眉曼托付给昔日厨娘汤好珠,后者为保护她身份,将其冒名为廖秋美抚养成人。戴眉曼虽生活清贫,却得以接受教育,最终在1960年与谢培流结婚,开始平凡幸福生活。戴以宏在孤儿院长大,得党的关怀,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世界终是圆的。1991年5月,母子五人在台湾重聚,距上次见面整整40年。郑锡英泪流满面,拥抱儿女,哽咽间尽是亏欠与自责。而这份久违的团聚,也让时间的伤痕慢慢愈合。 戴笠与戴藏宜终成尘土,功名胜败也随风而去。唯有人间真情依旧延续,母子深情相拥,互诉衷肠;唯有那份温暖,可铭记在心: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情深意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