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5年,病榻上的刘邦忽然下了一道死令:追上樊哙,就地砍头。
满朝都懵了。樊哙是谁?沛县屠狗的时候就跟着他起事,鸿门宴上拿着盾牌硬撞进项羽大营,拿命把他捞出来的老兄弟。要论忠心,满朝没几个比得过。可偏偏是这个人,刘邦咽气前非要他的命。
韩信、彭越谋反被杀,大家都懂。樊哙既没反,也没割据一方的兵权,凭什么?司马迁在《史记》里只留了四个字——用陈平谋。这四个字,藏着一位开国皇帝临终前最后的算盘。
先把樊哙这个人是谁说清楚,才知道这道令有多反常。他不是什么谋士出身,早年在沛县就是个杀狗卖肉的屠户。刘邦起兵,他第一批跟上,攻胡陵、下方与、守丰邑,一路都是往前冲的那个。
《史记》里给他记的账很实在:跟着高祖打仗,斩首一百七十六级,俘二百八十八人。
自己单独领兵,破军七支、下城五座、平郡六个、下县五十二座,还擒了对方一名丞相、十二名将军。
这些数字堆起来,就是一个从街市屠夫拼成舞阳侯的人,食邑最后定到五千四百户。最要命的一笔账,记在鸿门宴上。项羽摆下酒席要收拾刘邦,范增使眼色,项庄拔剑起舞,眼看就要动手。
樊哙在营外听说里头凶险,抄起盾牌硬往里撞,卫士拦都拦不住,直挺挺立在帐下,瞪着项羽,头发都竖起来。
项羽赏他一碗酒、一条生猪腿,他站着就啃,还顶了一句话回去。就是这一撞、这一顶,把场面搅乱了,刘邦才借着上厕所的空当溜出大营。换句话说,刘邦这条命,有一半是樊哙用自己的命换来的。
这样一个人,你说他会反刘邦?满朝上下没人信。所以刘邦晚年病重,燕王卢绾反了,派谁去平叛?
还是樊哙,让他以相国的身份领兵北上。这本身就说明,直到出征那天,刘邦对他还是信的——不信的人,不会把兵交到他手里。
可军队刚开拔,风向就变了。有人在刘邦耳边说了樊哙的坏话。《史记·陈丞相世家》记得很简单:“既行,人有短恶哙者。”刘邦一听就火了,撂下一句“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樊哙这是见我病了,盼着我早点死。
就凭这么一句进谗,刘邦立刻要杀他。到底谁在告状、告的是什么,正史留了不同的说法,后面再细说。
这里先记住那个反差:昨天还托付兵权的心腹,今天就成了要就地正法的人。一个从不曾有二心的老兄弟,怎么会在皇帝临死前,突然掉进这么一道死令里?
答案不在樊哙身上,在他娶的那个女人身上。樊哙的夫人叫吕媭,是吕后的亲妹妹。也就是说,樊哙和刘邦是连襟,两个人是一门的亲戚。
这层关系,《史记》里点得很清楚:“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在满朝功臣里,他跟皇室的距离,是最近的一个。
平时这是荣耀,到了刘邦临终,这就成了心病。为什么?因为樊哙这个人,一头连着军权——他手里带着平叛的兵。
另一头连着外戚——他背后站着吕家。军权加外戚绑在一个人身上,这在刘邦眼里,就是刘家江山可能改姓的一道口子。刘邦晚年在忧什么,他自己唱出来过。
平定英布之后回乡,路过沛县,他摆酒击筑,唱了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到最后,慷慨伤怀,掉了几行眼泪。这一年他身上带着箭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心里清楚自己撑不了多久。
他要的是能替刘家守住四方的人,怕的是自己一闭眼,天下就没人镇得住。至于这首歌里到底有没有防吕家的意思,那是后人替他解的,史书没写死。但那份对身后失控的不安,是实打实透出来了。
太子刘盈的位子当时已经坐稳,有群臣拥护,将来继位没什么悬念。刘邦真正睡不着的,是刘盈性子软,压不住场面。
老皇帝一走,朝里军里最有分量的几个人,若都往吕后那边靠,久而久之,刘家的天下就成了吕家说了算。而吕家不是空架子。
吕后的兄弟吕泽、吕释之,都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功臣,一个封周吕侯,一个封建成侯。当年刘邦彭城大败,一路逃到下邑,正是钻进吕泽的军营、靠着吕家的人马财力才缓过来。
吕后本人也早不是深宫里的妇人——诛韩信、除彭越,背后都有她的手。这样一个家族,再嫁进来一个手握重兵的樊哙,等于把外戚和军队焊到了一块。所以刘邦要杀的,从来不是那个忠心耿耿的樊哙,他要断的,是吕家伸向军权的那只手。
樊哙倒霉就倒霉在,他站在了这个连接点上。对一个惦记着身后事的老皇帝来说,一个人再忠,只要他的存在会让另一股势力做大,那就得动。这盘账,算的不是感情,是刘家能不能守住。
现在再回到司马迁那四个字,就能读出味道来了。杀一个将领,本是件简单事,一道旨意、一把刀就够了。可《史记·陈丞相世家》偏偏写的是“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刘邦是把陈平的谋和周勃这个人,一起摆进了这件事里。派个人去砍樊哙,为什么要用上“陈平谋”三个字?“谋”又谋在哪儿?
先看这两个人是什么组合。周勃是沛县出来的老班底,重厚少文,打仗猛、心眼实,刘邦临终留过一句判断:“安刘氏者必勃也。”意思是将来能稳住刘家的,是这个人。
可周勃的短板也明摆着——有忠有勇,独独缺谋略。补这个短板的,正是陈平。陈平“六出奇计”,是帝王师一级的脑子,可他加盟得晚,跟沛县旧臣不是一路人,早年还被周勃、灌婴一块告过状,人缘薄。
一个有兵有威望却少谋,一个有谋却缺根基,刘邦把这俩人一道叫到床前,让他们搭一趟差事,这就不只是派人杀樊哙了。接下来的事,恰好印证了这套配的分量。陈平、周勃领了命往军中赶,半路却停下来合计了一番。
他俩掂量得很实在:樊哙是皇帝的老交情,功又高,还是吕后的妹夫,又亲又贵。皇帝这会儿是气头上要杀他,万一将来后悔了怎么办?更要紧的是,皇帝病成这样,人要真没了,吕后回过头来找执行的人算账,谁扛得住?
于是两人拿了个主意:不杀,把樊哙捆上囚车,押回长安,交给皇帝自己处置。这就是《史记》里那句“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结果人还在半道上,刘邦就咽了气。陈平一听消息,立刻撇下囚车,快马先赶回长安,扑到灵前哭得极哀,趁着办丧事的机会把话说到了吕后跟前。
《史记》只记了“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具体哭诉了什么并没写,后世那些绘声绘色的台词是后人添的。但意思很明白:我没敢动你妹夫。吕后果然领情,樊哙押回长安就被放了,官爵照旧。
老皇帝那道死令,到这儿等于作废。樊哙这一条命是保住了,可陈平和周勃这对搭档,从这趟差事起就绑到了一块。往后的事更说明问题:吕后当政十几年,陈平靠着装糊涂、纵酒享乐躲过一次次猜忌,周勃攥着兵权隐忍不发。
等到吕后一死,正是这两个人联手,周勃持节夺了北军,陈平在旁运筹,一举铲平诸吕,把代王刘恒迎进长安,这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家的天下,兜兜转转,真就落回了刘家手里。
要说刘邦临终就算准了诛诸吕这一步,那是把后人的复盘,安到了一个将死之人的脑子里,史书并没有这样的证据。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要杀的是樊哙,顺手用同一道旨意,把一个有谋的和一个有兵的拴在了一起。为何非杀最忠的樊哙?因为忠不忠不是关口,会不会让吕家坐大才是。
司马迁没有替刘邦剖白心事,只留下“用陈平谋”四个字——一个躺在病榻上的开国皇帝,临了还在为身后这盘棋落子,这四个字,就是那颗最关键的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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