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报告(简本)》发布之后,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曾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直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在他看来,争议的核心就在于,部分西方学者长期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因此对于中国试图通过考古与历史研究确认夏朝,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是群情激奋。 时至今日,虽然中国在夏朝相关考古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仍有一些西方学者坚持否认夏朝的存在。当然,夏朝考古目前缺少能够直接证明王朝名称的字证型证据,这一点确实是客观事实。然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仅仅因为没有发现文字证明,就能够彻底否定夏朝存在吗? 对于这个问题,一些西方学者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即没有直接文字证据,就不能确认夏朝这一称谓。而国内也有一部分所谓理性客观的声音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这符合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 但是,历史研究最怕脱离比较。如果把中国夏朝考古与古希腊文明考古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其中存在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也让所谓的标准统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关于夏朝,如今确实还没有找到能够一锤定音的文字证据,但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之间,却存在大量令人惊叹的对应关系。 首先,根据《史记》的记载,夏朝都城斟鄩位于河洛之间。《水经注》中也记载太康之居近洛,唐初《括地志》则进一步描述故寻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等信息。 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片区域内,考古学家发现了著名的二里头遗址。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二里头文化存在的时间,与传统文献记载中的夏朝时期至少有两百年以上的重合。
如果说这只是地理位置上的巧合,那么二里头遗址所展现出的王朝气象则更加值得关注。 考古研究表明,二里头并不是普通聚落,而是拥有大型宫殿建筑、礼仪体系、等级制度以及青铜制造能力的高度组织化社会,具有明显的广域王权特征。这说明,在商朝之前,中国大地上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个具备王朝性质的政治实体。 而根据中国传统史书记载,商朝之前的王朝正是夏朝。 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文化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联系。二者既有继承,也有变化,既不是完全割裂,也不是简单复制。这种承袭与调整并存的关系,恰恰符合孔子所说的商礼是在夏礼基础上有所损益的说法。 其次,还有安徽蚌埠涂山南麓的禹会村。 这个村子的名字,在《汉书》中就已经有所记载,而当地长期流传着与大禹有关的传说。令人意外的是,考古人员后来在这里发现了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大型遗址,其中具有明显的专一性功能,被认为很可能是一处大型盟会场所。 而中国古代文献中恰好记载,大禹曾在涂山召开大会,被称为禹会诸侯或涂山之会。 传说、地名、考古遗存,在这里出现了令人难以忽视的联系。 因此,从考古角度来看,商朝之前存在一个具有王朝性质的政治实体,已经是较为明确的事实。结合中国传统历史记载,这个王朝最有可能就是夏朝。 当然,由于目前尚未发现能够直接写出夏这一名称的文字材料,所以严格来说,我们仍然可以讨论:商朝之前的这个王朝是否一定被称为夏。 但这种疑问,与夏朝根本不存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缺少文字证明,并不等于历史不存在。 再来看西方考古中的一些案例,就会发现问题更加复杂。 按照部分西方学者研究夏朝的标准,如果没有直接文字证据,就不能确认遗址属于某个历史人物或王朝。那么,同样的标准是否也被应用到了古希腊文明研究中呢? 答案似乎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来看特洛伊遗址。 古希腊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就是著名的《荷马史诗》。其中,围绕特洛伊城展开的特洛伊战争,一直是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化传统中的经典故事。 当然,关于这场战争,很多细节至今仍然充满神秘色彩。比如传说中的木马计,木马究竟能够容纳多少士兵?为什么特洛伊人没有仔细检查木马内部?这些问题一直被后人讨论。 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在今天土耳其境内的西萨尔立克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根据部分考古发现,西方学者将其认定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并最终使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问题来了:这座遗址有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它名字叫特洛伊的文字证据? 答案是没有。 不仅如此,从遗址规模和一些考古情况来看,它与《荷马史诗》中描述的特洛伊城也并非完全吻合。 然而,西方学术界依然接受了这一命名,并认为这座遗址的发现证明了《荷马史诗》具有一定历史价值。世界遗产委员会甚至在相关介绍中称,特洛伊在公元前13世纪或12世纪遭到来自希腊斯巴达人和亚该亚人的围攻,而这一事件由荷马写入史诗并流传至今。 其中,使用的词语是史实。 这就产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没有文字证明,为什么夏朝就必须被否定?而没有文字证明的特洛伊,却能够被认可? 如果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记载不可靠,那么为何《荷马史诗》中的内容又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历史评价? 另一个例子,是米诺斯文明。 在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曾有一位贤王米诺斯。他是宙斯与欧罗巴之子,而宙斯是希腊神话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欧罗巴更是欧洲名称的来源之一,因此米诺斯在希腊文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 传说中,米诺斯以严明的法律和治理能力闻名,在他的统治时期,克里特岛成为一个富庶强大的文明中心。 与特洛伊遗址发现的时间相近,希腊考古学家卡洛凯里诺斯在克里特岛发现了一处陶瓶储藏区域,并开始将其称为米诺斯王宫。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阿瑟·爱文斯在希腊诺索斯发掘出一座规模宏大的古代宫殿遗址,并将其命名为克诺索斯王宫,认为这就是传说中米诺斯迷宫的所在地。 后来,西方学界进一步将克里特岛上的这一古代文明命名为米诺斯文明。 然而,与特洛伊一样,米诺斯文明也没有发现直接证明它叫米诺斯的文字证据。 如果完全按照部分西方学者评价夏朝的标准,那么这个文明同样不应该被称为米诺斯文明。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应该称其为克里特文明,但现实情况是,西方学界至今仍普遍使用米诺斯文明这一名称。 由此可见,关于历史认定的问题,最重要的并不是某一个文明有没有绝对完美的证据,而是研究过程中是否采用了统一的标准。 关于夏朝,还有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首先,判断历史真伪的基础,应该是标准一致,而公平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则。如果对不同文明采用不同尺度,那么所谓的科学标准就很难令人信服。 从前面的例子来看,一些西方学者在对待夏朝与特洛伊、米诺斯文明时,确实存在标准不完全一致的问题:对中国历史要求必须有文字自证,而对西方古代传说却允许通过考古推定。 其次,中国学界并不回避夏朝考古存在的问题。夏朝目前缺少直接文字证据,这是很多研究者都承认的事实。承认不足,并不代表否定全部历史。实事求是,本就是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 所以,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真正严谨的表述应该是:目前考古证据仍在不断完善,但大量发现支持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早期王朝,而传统记载中的夏朝具有高度可能性。 最后,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些人习惯自称理性客观,凡事强调科学,却在面对不同文明历史时,不自觉地采用了不同标准。他们相信夏朝不存在,却相信特洛伊战争真实发生;相信中国古代文献不可靠,却愿意接受希腊神话中的历史线索。真正的客观,并不是盲目相信某一方,也不是简单否定某一方,而是在面对所有文明时,都坚持同一个标准。 历史最终需要证据说话,但证据的衡量,也需要公平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