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朝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文献中。周人一直自诩为夏朝的忠实盟友,在夏朝灭亡后,跟随夏人的足迹逃往西北的戎狄之地。这段历史渊源,使得周人对夏朝心怀独特的记忆与情感。
令人好奇的是,尽管商汤灭夏被后人视为商朝建立的重要里程碑,但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却找不到夏朝的直接记录。按理说,如此重大历史事件,商人在祭祀或记载中本应有所体现——要么彰显先祖的丰功伟绩,要么以此震慑敌人,显示武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这不禁让人疑惑:周人坚信存在的夏朝,亦即司马迁笔下的中国第一王朝,为什么在商朝的文字中悄无踪迹?是周人凭空虚构了这个朝代,还是其中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实际上,甲骨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夏朝,并不意味着商人完全不知晓这一政权。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至少有两处记录可能与夏朝相关,并且可以与史书相互印证。要解开这个谜团,首先得弄明白一个问题:夏这个名称,是夏人自称的,还是外族对他们的称呼? 在甲骨文中,确实存在夏字,但它只是作为姓氏出现,并未指代一个王朝。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在甲骨文中发现以夏命名的政权。然而,这并不代表夏朝不存在,关键在于商人如何称呼前朝政权。就像商人自称商,而周人有时称他们为商,有时称为殷,不同民族对同一政权的称呼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夏人自称为何?周人和商人又是如何称呼夏朝的?这些称呼是否一致? 根据文献记载,周人对夏朝有几种称谓:夏、西邑夏,还有一个存在争议的土方或下土方。在甲骨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夏朝,但有两条记载尤为引人关注。 第一处是关于西邑的记载。甲骨文多次提到一个叫西邑的地方,意指西方的城邑。商王们时常担忧西邑的鬼怪作祟,因此频繁举行相关祭祀。这种关注耐人寻味——商王为何如此在意西邑的鬼怪?合理解释是,西邑曾经是一个强大且有威望的政权,商朝先祖或许曾对其有所亏欠,所以才心存忌惮。如果西邑只是个小小的地方政权,商人根本不必如此关注。历史文献记载,夏朝的都城正名为西邑。《尚书》中记载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清华简《尹浩》也提到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从商王的担忧来看,很可能正是因灭夏一事,让他们心怀不安。地理上,商族起源于石家庄一带,逐渐南迁,逼近河洛地区。对商人而言,夏朝都城确实位于西方,西邑这一称呼相当贴切。可惜的是,甲骨文仅提及西邑,未明确写作西邑夏,因此尚无法百分百确定它指的就是夏朝。 第二处是关于土方的记载。《诗经》中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尚书》也记载帝釐下土方,设居方。这里的下土方可理解为两种可能:一是大禹曾下至土方国,二是指一个名为下土的方国。后一种解释可能更合理。《尚书》写道: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古人认为天帝居于上天,人间是下地,因此下土方或为尊称,寓意天帝为天上的主宰,而大禹是人间的君主。 甲骨文中还记载,土方是商王武丁时期的重要敌人。卜辞中提到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共人五千伐土方,最终武丁征服土方,并亲自前往视察。如果帝釐下土方意指大禹下到土方,那么甲骨文中的土方很可能是夏朝残余势力;但如果是下土方的意思,又该如何解读土方呢?从地理位置看,土方位于山西北部朔州一带,或河套地区。如果二里头遗址确为夏都,那么商汤灭夏后,夏人的残余势力最可能沿黄河北上逃亡。 从称谓演变来看,夏朝自认为是下土之主,但商朝可能不承认此尊称,尤其在灭夏之后,更不可能延用。商人或许将其降格,简称为土方。周人则自认为是夏朝的继承者,而夏字本身有大的意思(如夏天万物生长茂盛),又与下字发音相近。可能在传承过程中,周人将下土误称为夏,此时的夏便成了大国的象征。 综上所述,现有资料显示,甲骨文中确实没有直接记载一个名为夏的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未记录周人所知的夏朝。很可能商人用西邑或土方等其他名称来指代夏朝。至于真相如何,还需更多考古发现来揭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