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珏，是周恩来总理的第一任专职医生。从1951年1月开始，他便一直陪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直到1957年，整整六年的时间里，他承担着总理日常健康管理和医疗保障的重要职责，也成为周恩来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 1955年，周尚珏随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了后来被载入国际外交史册的万隆会议。多年后回忆起那段经历时，他依旧感慨万分。他说，那一周的时间里，整个代表团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和严密戒备之中，会议现场的气氛也格外凝重。所有人都清楚，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国际会议，更是一场关系到新中国外交突破、充满未知风险的重大较量。 自从周恩来决定参加万隆会议的消息确定下来后，代表团内部便笼罩着一种紧迫而严肃的氛围。当时的国际局势十分复杂，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外交环境并不乐观。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仍然面临着诸多质疑和孤立。 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原本倾向于采取更加谨慎的外交策略，希望暂时关闭国门，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然而，随着朝鲜战争停战，亚非地区民族独立运动不断兴起，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开始寻求摆脱殖民体系，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联系。

1954年12月，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共同提出倡议，邀请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并正式邀请中国参加。这对于刚刚站上国际舞台的新中国而言，是一次极其难得的机会。 虽然当时共有29个国家参加万隆会议，但会议背后的国际关系却异常复杂。当时真正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少数，大部分国家仍然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能否借助这次会议改善国际形象，成为摆在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一关键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万隆会议可能成为中国打破外交困局的重要突破口。经过多次讨论和权衡，他们最终决定接受邀请，派出代表团积极参加会议。 这一决定意义重大。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不仅影响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改变世界范围内对新中国的看法。因此，美国以及蒋介石政权对此高度警惕，并试图阻止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

万隆会议原定于1955年4月18日召开，而早在3月初，周恩来总理便已经收到可靠情报，得知台湾当局正在策划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暗杀行动。与此同时，中南海也开始紧急制定代表团的出行方案，安全问题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当时，周恩来刚刚接受阑尾炎手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原本计划采取陆路交通前往目的地，但考虑到时间和身体状况，最终不得不改为乘坐飞机。 然而，当时中国航空条件十分有限，尚未开通国际航线，能够执行远程飞行任务的飞机更是极其稀缺。经过协调，中国只能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承担这次重要的国际旅程。 按照原计划，4月11日，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将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万隆。然而，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飞机从香港起飞不久后，机舱内突然发生爆炸，飞机最终坠毁，机上人员大部分遇难。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引发国际震动。经过调查确认，这并非普通事故，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蒋介石方面的特务机关通过收买香港机场工作人员，将炸弹提前安置在飞机内部，企图借此消灭中国代表团，阻止新中国与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触。 幸运的是，周恩来并没有登上这架飞机。 原来，在出发前，缅甸总理吴努特别邀请周恩来前往仰光短暂停留休养，同时希望他能够与印度、埃及等国家领导人提前交流会议议题。由于这一临时安排，中国代表团的行程被调整，一部分成员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另一部分成员则陪同周恩来先赴缅甸。 正是这次临时调整，让周恩来避开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如果按照原计划登机，后果将无法想象。

飞机失事后，代表团成员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方面为了阻止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许多人建议周恩来取消此次出访，甚至中央也曾考虑是否更换代表出席会议。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最终坚定地表示，不能因为危险而退缩，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都必须尽快启程参加会议。 事实上，危险并没有因为飞机事件而结束。台湾特务的暗杀计划仍在继续，而美国虽然没有被邀请参加万隆会议，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记者团前往印度尼西亚。其中不少人员实际上承担着特殊任务，来自台湾和香港。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还秘密组织了一支28人的敢死队，配备无声手枪，并许以高额奖金，目标就是破坏会议、暗杀周恩来以及中国代表团成员。

即使安全抵达万隆，中国代表团依然面临巨大压力。 万隆会议对于新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走向国际外交舞台。在此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往往带有偏见，使不少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 1955年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开始后，整体进程看似顺利，但很快，一些国家代表开始对中国提出尖锐批评，甚至进行公开指责，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 面对突如其来的局面，周恩来展现出了极强的外交应变能力。他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将原本准备的口头发言改为书面发言，并利用会议休息时间重新修改演讲内容。

在之后的正式发言中，周恩来明确表达了中国参加会议的目的：中国希望与亚非国家加强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制造对立和冲突。他提出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外交原则——求同存异。 周恩来的发言只有短短18分钟，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许多国家代表主动走上前，与周恩来握手、交流，表达对中国立场的认可和欢迎。 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周恩来凭借坚定的立场、高超的外交智慧，逐渐改变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 然而，会议期间的安全威胁始终存在。会议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警告称，国民党暗杀小组已经抵达万隆，准备对周恩来实施刺杀。

为了保护周总理的安全，印度尼西亚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安排一名陆军上尉担任周恩来的安全副官，并派出五名警察负责贴身护卫。 周恩来外出时，车队前后都会有摩托车和吉普车进行护卫，整个安保体系极其严密。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的安保人员，如成元功、李福坤等，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们随时关注周围环境，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但特务活动十分隐蔽，公开场合的防护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因此，代表团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上都采取了严格措施。

为了防止敌人通过饮食和生活用品进行破坏，代表团对水源安全尤其重视。周尚珏等工作人员将所有饮用水集中存放在一个大水缸中，并在水缸里养了一条活鱼。只要鱼能够正常游动，大家便认为水质暂时安全，厨师才能使用这些水准备饭菜。 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或许简单甚至不够科学，但在当时缺少先进检测设备的情况下，却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安全保障方式。 每次吃饭之前，周尚珏都会亲自先尝一口食物，确认没有问题后，才让周总理和其他代表团成员食用。 幸运的是，由于周恩来刚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中央还特别安排保健局副局长黄书则随团陪同，为他的身体健康提供额外保障。如果只有周尚珏一名医生随行，一旦发生突发情况，医疗保障压力将非常巨大。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近乎严苛的安全措施，使蒋介石方面和美国特务策划的暗杀阴谋最终没有得逞。 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也成功改变了许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会议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开始主动与新中国接触，并陆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万隆会议不仅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愿意与各国和平合作的新中国。对于周恩来而言，这场充满危险与挑战的外交之行，最终成为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