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史家之绝唱，史记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姿态，勾勒出从五帝到汉武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中国史学中占据着崇高地位。然而，即便是一部煌煌巨著，也难免存在疏漏。客观地讲，史记中的一些错误，很大程度上并非司马迁主观臆断所致，而是由于当时史料的匮乏，限制了他的视野。本文将探讨史记中一个极度离奇的错误——司马迁竟将两个相隔百年之久的晋文侯的历史混淆颠倒。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失误？或许，战国时期的竹简所揭示的真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究竟为何司马迁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这实在令人费解。在追溯这个谜团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两个晋文侯的身份：一个是名仇，是晋穆侯的子嗣；另一个是名重耳，晋献公的后代。一个关键的辨别点在于，公这个称谓。如果公代表晋国升格为诸侯国，那将意味着当时众多弱小诸侯国也都能实现升级，这显然不合逻辑。公更可能是一种尊称，因此晋文公同样可以被称为晋文侯。在《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着周襄王在城濮之战后，派遣王子虎策命晋文公，并赐予铭文：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

然而，《左传》的记载却截然不同，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两者在称谓（父与叔父）、策命词语、乃至所表达的含义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更让人困惑的是，晋文侯是姬仇，晋文公是姬重耳，姬仇的名字似乎更贴合义和的意境。关键在于，《史记·晋文侯命》与《尚书·文侯之命》近乎一模一样，而《尚书序》明确指出，文侯之命是周平王册命晋文侯的产物，史家对此已有共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真相其实很简单，司马迁是将《尚书·文侯之命》的内容误以为是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事件。

如此离奇的错误，按理说司马迁不应犯下。可事实上，错误却真实存在，这让人们不禁追问：司马迁为何会混淆张冠李戴？后世发现的战国竹简，或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关于晋文侯的记载，史记中仅寥寥数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三十五年，文侯仇卒。简单概括就是文侯立、文侯卒，似乎他的一生毫无值得记录的功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晋文侯是一位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这一点战国竹简可以证明。

周幽王被杀之后，《左传》记载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周幽王之后是周携王，并尊称周平王为王嗣。由于《左传》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可能未能深入思考这段历史，因此在《史记》中对周携王一笔勾销。既然存在周携王，那么周平王又是如何夺取天下的呢？西晋时出土的战国竹简《竹书纪年》，以及近代的《清华简》，明确指出诸公与诸侯共同拥立姬余臣为周携王，并均指出21年后晋文侯杀周携王于虢，同时拥立周平王。这些记载比《左传》等流传至今的文献更为详尽。之后，晋文侯帮助周平王东迁，左传和国语中都有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的记载，显示出晋国在平王东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周平王才会策命晋文侯，也才有了《尚书·文侯之命》的诞生。然而，周本纪却记载幽王去世后，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与晋文侯似乎毫无关联。

从逻辑上来说，周幽王去世后的二王并立以及晋文侯杀周携王、立周平王，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司马迁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不该对此视而不见，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确实如此。这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呢？原因可能在于两点：首先，司马迁没有看到战国竹简这类文献，因此无法掌握这段历史的全貌；这或许与秦始皇焚书有关，焚书之火也吞噬了大量史料。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其次，司马迁对于东西周交替时期的历史理解不够深入，即便没有看到某些文献，左传和国语中也有零星的线索，但他却忽略了这些线索。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将《尚书·文侯之命》误以为是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或许，在笔者以往的文章中，曾提出司马迁有意抹去周携王的论点，认为他可能不承认周携王的合法性，因此试图掩盖他的历史。但结合司马迁搞错《文侯之命》和忽略晋文侯等一系列事实来看，他犯下如此重大且离奇的失误，更可能是由于他没有看到相关文献，以及对这段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的直接结果。毕竟，晋文侯辅佐嫡长子、巩固王室、助周东迁等行为，都符合司马迁所推崇的价值观，所以他或许可以忽略周携王，但将晋文侯的功绩轻描淡写却难以解释。因此，对于史记中的错误，我们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既不能一概而论地指责，也不能苛求完美。在当时的情况下，司马迁凭借个人的力量编撰史书，已然是千古第一。偶尔出现一些失误，反而是人之常情，无懈可击反而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