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人、商人（以商人的主体部分而言）和周人在体质类型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从现有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来看，他们都可以归入先秦古人种体系中的古中原类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体质类型可以被视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特征在青铜时代的延续。当然，三者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共享着比较明显的体质特征。 而这种体质类型上的共同性，也被认为是后来华夏民族乃至中华民族主体民族——汉族形成的重要种族生物学基础之一。与此同时，古代中原文化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并且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夏、商、周三代相对连续的文化传统以及相对接近的种系背景，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从这个角度回望数千年前的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个王朝的兴衰更替，更能看到不同地区的人群在漫长岁月中不断交流、融合与发展。壮哉，我华夏！ 一、先秦时期居民的种族类型 根据朱泓《体质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我国先秦时期的居民，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来看，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基本种族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人群，分布在当时中国不同的地理区域，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复杂而多元的人群格局。 1.古中原类型 古中原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古代居民的重要体质类型之一。该类型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表现为偏长的中颅型，以及高而偏狭的颅型；面宽中等偏狭，上面部具有中等程度的扁平度，同时还具有较低的眶型，以及比较明显的低面、阔鼻倾向。

如果把古中原类型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各区域性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古中原类型居民在某些体质特征上似乎处于东亚人种和南亚人种之间的位置，并且在部分体质特征方面，与今天华南地区的居民存在一定程度的相近之处。 当然，这种比较主要是体质人类学意义上的类型分析，并不意味着古代人群与现代人群之间存在简单、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数千年来，人群迁徙、交流和融合从未停止，今天的民族与古代人群之间，也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2.古华北类型 古华北类型广泛分布于内蒙古长城地带。该类型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表现为高颅、窄面，面部扁平度较大，同时还常常具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 从整体特征来看，古华北类型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接近之处，但在面部扁平程度等方面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有学者认为，这一古代人群类型或许可以被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源头。 3.古东北类型 古东北类型主要以今天的东北地区为中心分布。与古中原类型相比，这一类型居民的颅型相对较高，面型较为宽阔，而且具有比较明显的扁平特征。

古东北类型同样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其自身也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颧宽绝对值较大，以及整体面形较为扁平。从某些角度来看，这种体质特征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 4.古西北类型 古西北类型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该类型居民的基本体质特征包括偏长的颅型、高颅型以及偏狭的颅型，面宽中等偏狭，面型高而狭，面部扁平度处于中等水平，同时还具有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等特征。 从体质特征来看，古西北类型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显得较为相似。由于甘青地区自古就是不同文化和人群交流的重要区域，因此这一地区的古代居民及其体质类型，也一直是相关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 5.古华南类型 古华南类型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带。该类型居民的主要体质特征表现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相对比较矮小。 从体质特征来看，他们与今天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存在一定差异。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通常与东南亚一带的居民，例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洲的现代土著居民，如美拉尼西亚人等，表现出相对较多的相似之处。

此外，古华南类型的前身还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华南地区古代人群的历史十分悠久，其人群演变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夏人、周人和商人的主体部分，都属于先秦古人种体系中的古中原类型。也就是说，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外其他区域的古代居民而言，夏人、周人和商人在体质特征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共同性。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夏人、商人和周人在体质类型上的这种一致性，并不能直接作为支持夏、商、周三代同源说的证据。二者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 更准确地说，这种体质类型上的共同性，更可能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在体质类型上的某种共同性，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得到延续的结果。换句话说，体质上的相似并不必然意味着三个族群拥有同一个直接祖先，而可能反映的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的人群，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共同体质特征。 二、夏族的起源 关于夏族的起源问题，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先后出现过豫西说、晋南说、山东说、东南说等多种看法。 但如果从古中原类型的分布范围来看，豫西、晋南和山东等地区本身都处于这一古代体质类型的主要分布区域之内。因此，仅仅依据体质类型本身，很难直接确定夏族究竟起源于哪一个具体地点。

从考古学文化谱系来看，虽然学界对于王湾三期文化的晚期是否已经进入早夏阶段，至今仍存在一定争议，但目前学界较为明确的一点是，属于夏文化范畴的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继承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王湾三期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一样，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区。从这个角度来看，夏人很可能是在豫西地区逐渐兴起的本地土著人群。当然，在夏部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不能排除有来自其他地区的人群逐渐融入其中的可能。 从传世文献来看，关于早期夏人活动区域的记载，也大多与豫西地区有关。 例如，《国语·周语（上）》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 《国语·周语（下）》又称夏人的先祖鲧为崇伯鲧。韦昭注释说：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 古代崇嵩二字相通，因此这里所说的崇山，一般被认为就是今天登封县境内的嵩山。而伯在这里应当具有首领之意。这样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部族与今天嵩山地区之间可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历史联系。 《孟子·万章（上）》记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史记·夏本纪》则记载：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关于古代阳城究竟位于何处，学者徐旭生曾进行过考证，认为这里的阳城即今天河南登封的告城镇。徐旭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对此进行了相关论述。 因此，无论从考古学文化的传承关系来看，还是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活动范围来看，豫西地区都与早期夏族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三、商族的起源 与夏族相比，商人的种系构成似乎显得更加复杂。从殷墟中小墓出土的商人遗骸来看，商人的种系并不是单纯由一种体质类型构成的。 其中，殷墟中小墓③组商人以及台西组商人所表现出的古东北类型体质特征，在黄河流域更早时期的古代居民中并不明显。因此，有观点认为，商人的种系渊源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东北地区。进一步来说，商人中的商王族或许起源于东北地区。 关于商族，尤其是商王族起源于东北地区的问题，传世文献中也存在一些相关史料，过去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论述。

其中，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材料之一，是《诗经·商颂》中关于商族起源的两条记载。 第一条出自《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第二条出自《诗经·商颂·长发》：有（女戎）方将，帝立子生商。 这些古老的诗歌虽然带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但其中所保存的关于商族起源和早期迁徙的记忆，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北地区的古代文化与商文化之间，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相似之处。例如，红山文化玉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类之一——兽形勾玉，其展开后的形象被认为可能与商代青铜器中的母题花纹饕餮纹的起源存在一定联系。关于这一问题，郭大顺曾在《北方古文化与商文化的起源》中进行相关讨论。 当然，关于商族的起源，学界并不存在唯一的定论。除了东北说之外，还存在陕西说、东方说、河北说、山西说等多种不同观点。不同学者根据考古学文化、历史文献和人群体质等材料，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而商族究竟从何处起源，也因此成为先秦史研究中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 四、周族的起源

关于周族的起源，同样是先秦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从考古学研究来看，以扶风刘家墓地遗存为代表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被称为刘家文化。有研究认为，这一文化的族属正是姜戎。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刘家墓地第三期时，恰好处于古公亶父迁入岐下之后的时期。随着古公亶父迁往岐下，当地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量姬周文化特征开始出现。 这种文化上的变化，很可能正反映了古公亶父迁岐之后，由于姬周与姜戎之间的联姻，两种文化在长期接触过程中逐渐融合的历史过程。 关于姜姓部落的来源，有学者考证认为，他们实际上属于我国西北地区古羌族的一支。邹衡在《论先周文化》中指出：住在甘肃的羌人一直称羌，而住在陕西（可能也包括甘肃东部）的羌人则……别称为姜了。 按照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刘家文化是在齐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存在许多共同特点，尤其是在文化面貌上，与辛店文化更为接近。尹盛平、任周芳在《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中，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关于周族究竟起源于哪里，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观点主要包括关中土著说晋南说和豫西说等。

有学者认为，先周文化与客省庄二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牛世山在《论先周文化的渊源》中对此提出了相关观点。 还有学者认为，周族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大柴文化。王克林在《先周文化再研究》中，张玉勤在《周族起源考》中，都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相关论述。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周族可能起源于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认为其原本就是夏人的一支。叶文宪在《先周史溯源》中对此进行了相关探讨。 由此可见，无论是夏族、商族还是周族，它们的起源问题都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复杂。考古学文化、传世文献以及体质人类学材料，各自提供了不同的线索，但这些线索并不能简单地拼成一张毫无争议的历史地图。恰恰是在这些不同观点的碰撞之中，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并不是某一个族群单独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的人群、文化与部族不断交流、融合，最终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早期的基本格局。 【注】：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