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翻开任何一部中国艺术史，绕不开的，是书法。可最开始，书法真算不上什么高雅艺术。它就是古人日常记录、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说白了，工具而已。 谁也没想到，这个实用的工具，在岁月里泡着，竟泡出了味道。用得久了，人们开始在意它的形态、筋骨、气韵。于是，它从实用中挣脱出来，长成了一门了不得的艺术。这种审美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跟着这个民族一起长大，一路走到今天，浸透了千年的悲欢。可以说，书法不是悬空的，它的每一步，都踩在中国社会的脉搏上。

到了唐朝，书法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如果说魏晋是二王独秀，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撑起一片天，那唐朝就是满园春色。真、行、草、篆、隶，哪种书体都有人写，而且都写得漂亮。那个时代的光彩，放到世界舞台上，照样晃眼。 唐朝书法的热闹，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回头看看，因素很多，但最要紧的一条，是皇帝带头写字。上头一喜欢，底下自然跟着疯。自上而下的这股风，吹得整个王朝都墨香四溢。

先说皇帝这块。中国古代，皇帝的个人品味从来不是小事。他爱什么，臣子们就学什么；他重视什么，那个东西就兴旺。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头号书法迷。他不但自己练，还花大力气搜罗王羲之的真迹，甚至把书法水平当作考察官员的硬指标。他之后的继任者，也大多延续了这股热乎劲。所以你看，唐朝书法能一路走高，变成中国书法史上的黄金时代，君王的作用，根本无法忽略。 再说读书人。古代社会，士这一层人，是文化的火车头。皇帝喜欢书法，他们自然更加上心。不过，他们也不光是为了讨好上头。在他们心里，书法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接续文脉的责任。闲下来的时候，三五好友凑在一块儿，研墨、写字、点评，从笔锋聊到做人的骨气。这种风气一起，书法的土壤就越养越肥。

还有一个推手，是科举制度。《新唐书》里写得明明白白，选拔人才有四条标准：身、言、书、判。意思很直白：长相要端正，说话要清楚，字要写得漂亮，判案要明白。从六品以下，都要考试，考的就是字和判。这等于告诉天下人：想当官？先把字练好。从那时起，书法就有了硬邦邦的评判标准，尤其楷书，要求又端庄又精美。书法的地位，一下子被抬到了制度层面。 说到底，书法是活着的人写出来的。它长在特定的物质土壤里，也长在特定的精神空气里。唐朝整个社会开放、包容，人的心劲儿足，所以书法也自然长出许多副面孔。有端庄的，有狂放的，有内敛的，有张扬的。那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时代，而是一个各展其美的时代。 后人总结时代趣味，清人梁巘说得精辟：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一个法字，就把唐朝书法的脾气抓住了。这个法，不是死板，而是规整里透着生命力。我喜欢用十六个字来形容唐代书法的整体气质：法度森严，筋骨强健；端庄凝整，雄秀劲媚。你看，规矩和潇洒，就这么握在一起。 具体到书体，楷书在唐朝熟透了。虞世南的字凝练，欧阳询的字严谨，褚遂良的字疏朗，还有一个薛稷，四个人合称初唐四杰。他们的笔下一篇一个模样，但都守着那个时代的法度。而真正让唐朝书法野起来的，是草书。狂逸、心悟——这两个词，是草书留给唐朝最酣畅的注脚。代表人物，一个是张旭，一个是怀素。

先说张旭。这位老兄爱喝酒，一醉就写字，笔在纸上飞，墨像泼出去的情绪。当时的诗人管他叫张颠——看着疯疯癫癫，其实清醒得很。另一位是怀素，一个出家人，喝起酒来毫不含糊。他喝多了就狂写，别人认不出那些字，他自己也不在乎。他图的不是让人认得，是把胸中的情绪倒出来。他的字，大小参差，却一气呵成，就像舞者旋起来，袖子甩出去，酣畅到底。 怀素的《自叙帖》就是这么一件东西。满纸的线条颠颠倒倒，没几个人能轻松读出来。可越是这样，越让人着迷。你盯着看，会觉得自己也跟着那笔锋飞起来了。那是物我两忘的境界，字不再是字，而是人的性情。要说唐朝书法最显眼的一个标签，大概就是这种狂逸。它不装，不端着，把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摊开在纸上。

回头想想，唐朝书法之所以那么迷人，不是因为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时代一起把它推到了那个高度。政治撑起了架子，经济垫厚了底子，文化注入了魂。最后，这股力量又反过来化在纸上，变成了横竖撇捺里的气象。今天再看那些墨迹，仿佛还能听见大唐的呼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