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对唐朝的论述，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唐朝的兴盛，并非偶然，而是取用了草原的精悍血液，注入了中原文化躯壳的颓废之中，旧的褪去，新的开始，犹如破茧成蝶，气势恢宏。这种别创空前之世局，确实是历史的奇迹。 唐朝初期的气象，确实开阔得让人心潮澎湃。尤其是李世民，他不仅仅要扮演皇帝的角色，更想成为草原上的天可汗，那种雄心壮志，足以震慑四方。与其他帝王相比，他的气魄，实在过于卓绝。 近来，却流传着一种说法，颇有些阴谋论的味道。有人声称李渊，如同放任棋局，看着李建成和李世民你死我活，最终胜者为王，将唐朝的权力斗争简单归结于草原的胜者为王之风。这种说法，在流光溢彩的网络时代，似乎总能轻易抓住眼球。

然而，仔细思量，这种观点缺乏依据。李渊对儿子的培养，绝非鼓励内斗。李建成和李世民势同水火的结果，是诸多因素长期累积、碰撞，并非李渊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 要知道，李渊是开国皇帝，在起兵之时，年龄已经不小。不同于那些自幼在皇宫里尔虞我诈的皇子，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三兄弟，从小感情深厚，同父同母的亲情，在后来皇子之间，早已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奢望。那是血浓于水，是亲情带来的安全感。 他们成长于贵族家庭，见识和气度自然非凡。李渊起兵，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支柱，这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李渊的幸运。拥有三个如此出色的儿子，对于他起兵成功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李建成作为嫡长子，在李渊称帝后，自然被立为太子。这本无争议。然而，太子这个身份，却成了他命运转折的关键。 在太平盛世，太子只需整理旗帜，吟诗作赋，等待老爹功成身退。然而，李建成所处的时代，并非太平。大唐初建，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李渊只是其中一个占据长安的强有力军阀。 既然称帝，就要遵循一套新的规矩，儒家教义，自然首当其冲。太子必须坚守长安，无论皇帝身在何处，都不能擅离职守，务必拱手相待。

这种儒家规矩，客观上构成了李建成人生的悲剧。他无法驰骋疆场，挥斥方遒，而打仗的重任，就落在了李世民和李元吉的肩上。 儒家思想，固然是安邦定国之本，但它却显得有些滞后，不适应瞬息万变的时局。李渊最初并未察觉到这潜在的危机，等到意识到时，事情已经难以挽回。 毕竟，开水煮沸之时，谁又能预测到沸腾的程度？李渊的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扩大领土，他实在没有精力去考虑如何维护太子与皇子的平衡。幸亏他没有，否则，唐朝恐怕连建立都难以成事，更别提平衡那一套了。 领兵打仗本来也不成问题，毕竟大唐的将领并非只有李世民一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李世民是否拥有超凡的军事才能？他带领下的唐军，所向披靡，如同破竹之势。李世民更是喜欢亲自冲锋陷阵，这在军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当时，李渊最大的敌人是窦建德和王世充，而李世民竟然能同时击败了他们二人，这真是让李渊欣喜若狂，父子之情油然而生，夫复何求？ 至于老三李元吉，却颇为逊色。他不仅军事才能平庸，为人处事也颇有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不足。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逐渐与李世民形成了对立面。

李世民的功劳过于巨大，以至于他被封为秦王，并被授予了开府治事，以及独一无二的天策上将之职。 有人说李渊不应该赋予李世民如此大的权力。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如果不笼络住军队，谁又能保证皇位的稳固？出去征战，都是李世民带兵，如果不授予他相应的爵位和权力，如何让他的部下们信服？总的来说，李渊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如果他一开始就考虑权衡、平衡，恐怕唐朝根本不可能拥有后来那样恢弘的气势。 然而，时间久了，问题也随之显现。无论你是否相信史书上的记载，李建成始终意图陷害李世民，李世民被迫反击。无论如何解释，秦王府和太子府之间的矛盾，都已无法调和。这种事情，在历史长河中，并非罕见。

李渊一直试图维持平衡，直到多年以后，李世民亲眼目睹了儿子们你死我活的争斗，才终于明白了父亲当年的苦心，那是希望兄弟们都能和平相处的心愿。手心手背都是肉，即使是做到了皇帝，面对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一个父亲，眼中永远是孩子小时候稚嫩的模样。 只是，李世民和李建成，终究未能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对他们要求太高，苛责他们是不公平的。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先发制人，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并彻底铲除了他们的后代，甚至霸占了李元吉的妃子。这一举动，令人唏嘘不已。

总之，李渊绝不可能故意放任孩子们内斗。这种后世的阴谋论，毫无根据。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我们冷静、理性地去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