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儿夜里翻书，翻到《资治通鉴》里一段，说的是南汉大有十年，也就是公元937年的事。这一年南汉的交州发生了兵变，一个叫皎公羡的牙将把他的顶头上司安南都护给杀了，自己取而代之。这皎公羡也没得意多久，第二年春天，另一个叫吴权的将领从爱州起兵打过来，皎公羡招架不住，赶紧向南汉朝廷求救。

南汉皇帝叫刘龑，这个名字怪得很，是他自己造的字，意思是飞龙在天。刘龑那会儿正病着呢，他儿子刘弘操二十岁不到，血气方刚，一听交州有战事，就坐不住了。

"这交州之地，自汉代起就是我华夏版图，现在有人叛乱，怎能不救？"

刘龑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劝儿子："交州那地方山高林密，瘴气弥漫，吴权这个人又狡诈得很，你去怕是要吃亏。"

刘弘操不听，带着战船浩浩荡荡就去了。他到交州的时候皎公羡已经被吴权杀了，吴权听说南汉大军来援，倒也不慌，派了人带着战利品去海边迎接，说交州已定，请南汉军队入城受降。

刘弘操年轻气盛，哪里会把一个小小的交州将领放在眼里，当即下令舰队沿白藤江而上。这白藤江是条大河，直通交州城，江面宽阔，两岸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红树林。南汉的战船一艘接一艘地开进去，将士们站在船头，盔甲在日光下闪着光，看着倒也威风凛凛。

他们不晓得，水底下已经布满了包着铁皮的木桩。

吴权这个人，说起来也是个狠角色。他是交州本地人，祖上几代都在安南都护府做官，对这里的地形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他知道南汉军队的战船高大，吃水深，要是正面硬碰硬肯定不是对手。于是他想了个主意，派人趁着退潮的时候，在白藤江口的水底下钉了几百根大木桩，上头包了铁皮，潮水一涨，这些木桩就藏在水下，船开过去根本看不见。

等南汉的船队全部进了江口，吴权派了几十条小船出来骚扰，打了一阵子就往上游跑，边跑边射箭。刘弘操正愁没仗打，一看敌军出现，马上下令追击。那些小船跑得飞快，南汉的大船紧追不舍，追着追着，潮水开始退了。

退潮的速度快得惊人，刚才还宽阔的江面一下子水就浅了，南汉的船队正要掉头，只听船底传来一阵闷响，紧接着就是木头断裂的声音。那些藏在江底的木桩像一把把尖刀，把南汉战船的船底戳了个稀巴烂。船上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船已经开始下沉。更要命的是，吴权埋伏在两岸的伏兵这时候杀了出来，箭如雨下，南汉军队死伤无数。

刘弘操本人也死在乱军之中，那一年他才二十岁。跟他一起覆没的还有南汉的精锐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广州，刘龑本来就病重，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一口气没上来，没过多久也死了。

这一仗，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藤江之战。吴权赢了之后，索性自己在交州称王，建立了所谓的吴朝。从这一年开始，交州实际上就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虽然名义上还跟后来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但那已经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了。

说到越南脱离中原王朝这件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骂南汉无能，说刘龑昏庸，说刘弘操愚蠢，好像全怪这父子俩。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错，南汉确实是个很糟糕的割据政权，刘龑这个人除了给自己造个字之外，好像也没干过什么正经事。他当皇帝的时候穷奢极欲，把广州城的宫殿修得金碧辉煌，宫里用的器皿都是金银做的，伺候他的宫女有好几千人。这种人多半是不会有什么雄才大略的，让他守住岭南这块地盘已经是极限了，想让他去收复交州，那确实是强人所难。

可是把责任全部推到南汉头上，又好像不太公道。咱们往前倒一倒，看看交州这个地方在中原王朝眼里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大军南征，在现在的越南北部设置了象郡，这是中原政权第一次把手伸到这里。那时候的交趾地区基本上还是原始森林，当地的骆越人还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秦朝派去的官吏和士兵其实日子很不好过，水土不服，瘴气横行，死亡率高得吓人。

到了汉代，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都算是中国版图，但朝廷对这里的统治其实一直很松散。汉武帝的时候倒是比较重视，派了不少能干的官员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锡光。这个人做交趾太守的时候，教当地人种地、养蚕、织布，还教他们认汉字、读儒家经典，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了过去。后来的士燮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交趾当太守四十多年，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中原大乱的时候很多读书人都跑到交趾去避祸，那里一度成了文化重镇。

但是像锡光、士燮这样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大部分被派到交趾的官员都是犯了错误被贬过去的，比如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他确实在交趾立过功，但是你知道马援为什么会去交趾吗？因为征侧、征贰两姐妹起兵造反，朝廷派他去平叛。征家姐妹为什么会造反？说起来也很简单，交趾本地的部落首领跟汉朝派去的官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那些官吏横征暴敛，不把当地人当人看。

马援平叛是平了，但是杀了多少人才平定下来的？正史上写的是斩首数千级，投降的数万人。对于一个边疆地区来说，这个数字已经很惊人了。仗打完了，马援倒是做了些好事，给当地人修水利、改风俗，但是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这种高压统治维持不了多久，一旦中原朝廷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交趾那边就会趁机起事。

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自己都打得不可开交，更顾不上交趾这块地方了。东吴的孙权倒是派兵占领过交趾，但是统治也很不稳固，当地人反抗不断。后来交趾被林邑国也就是现在的占婆给占去了好大一块，日南郡基本上就丢了。等到隋唐重新统一天下的时候，交州的管辖范围已经比汉代小了很多。

唐朝的时候在交州设立了安南都护府，算是把这块地方重新纳入了中央的管辖体系。但是安史之乱一爆发，安南都护府也跟着松动了。南诏国从云南那边崛起之后，几次打到交州来，有一回甚至把交州城都给占了。唐朝虽然派高骈把南诏人赶走了，重新修了城池，但是元气已经伤了。

更要命的是，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把整个帝国的根基都给动摇了。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朝廷的命令出了长安城就不管用了。交州那时候掌握在静海节度使手里，这个职位名义上是唐朝任命，实际上早就成了独立王国。

南汉接手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交州本地的势力盘根错节，有唐人后代，也有土著豪强，还有南诏那边渗透进来的势力，谁也不服谁。吴权能成功割据，跟这么个复杂局面是分不开的。他手下的兵力不弱，而且熟悉当地地形，白藤江那一仗赢得固然有侥幸成分，但也说明人家对水文地理了如指掌。

其实我觉得，交州的脱离更像是一个早晚会发生的事情。一个地方离统治中心几千里远，中间隔着十万大山，交通极其不便，当地人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跟中原完全不同，民族构成也复杂，朝廷派去的官员多半把那里当成流放之地，去上任跟上刑场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政权衰弱，边远地区闹独立简直就是必然的事。

让我感慨的倒不是谁的责任问题，而是翻开史书，你会发现类似的事情在中华帝国的边疆地区一遍又一遍地上演。西域丢了又收，收了又丢。云贵地区的土司制度维持了几百年，改土归流的过程充满了反复。就连中原王朝控制力最强的朝鲜半岛，在唐朝之后也基本上独立了出去。越南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中的一个案例罢了。

说到底，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就摆在那里，中央政权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天然就是有限的。北京到河内的直线距离差不多两千三百公里，现在坐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古代，从京城出发到交州，骑马要走好几个月。朝廷的诏令传下去要几个月，下面的情况报上来又要几个月，一来一回半年过去了，黄花菜都凉了。

这种情况下，边远地区要么高度自治，要么直接独立，基本上没有第三种选择。中原王朝强盛的时候还能靠军事力量维持一下，一旦中央衰弱，边疆就是第一个松动的环节。这跟明君还是昏君的关系其实不大，就算李世民活到唐朝末年，面对这么个局面，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问题在于，很多人看历史喜欢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越南是个独立国家了，有人就觉得惋惜，觉得要是当初谁谁谁再努力一下，也许就能把越南留住了。这种想法其实挺一厢情愿的，真把当事人换到那个位置上，十有八九也不会做得更好。

中原王朝的皇帝们面临的问题多如牛毛，北方的游牧民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各地的灾荒叛乱，哪一个不比几千里外的交州更紧迫？在那种情况下，资源永远是有限的，精兵强将永远是稀缺的，把有限的资源投到哪里去，本身就是个艰难的选择题。

南汉刘龑的做法虽然看起来窝囊，但换成别人在他的处境上，大概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毕竟南汉自己就是个割据政权，南边的安南和北边的南唐都在虎视眈眈，他有那个实力远征交州吗？就算远征打赢了，他有能力长期守住吗？就算他能守住，他儿子守得住吗？孙子守得住吗？这一连串问题问下来，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刘弘操倒是想打，结果怎么样？全军覆没，自己也搭进去了。勇则勇矣，可惜年轻人不知道深浅。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热血沸腾的人往往死得最快，倒是那些看起来窝窝囊囊的人，反而能多活几年。

吴权在白藤江大胜之后，交州就算是独立了。不过这种独立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完全是两码事，吴权称王没多久就死了，他的后代互相争斗，交州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内乱。后来丁部领出来统一了局面，建立了丁朝，还派人去跟宋太祖赵匡胤称臣纳贡。赵匡胤那时候刚当上皇帝，北方还有北汉和契丹要对付，根本没心思管南边的事情，就顺水推舟封了丁部领一个交趾郡王的头衔。

这一封，就把越南的独立地位给坐实了。从此以后，不管中原王朝承不承认，交趾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就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跟朝鲜差不多。

宋朝后来又想过收复交趾，宋神宗的时候派郭逵带兵南征，打到了富良江边，离交趾都城升龙也就几十里地了。但是那会儿宋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后勤补给跟不上，士兵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大片，最后只能撤军。郭逵撤兵之后被贬了官，郁郁而终。从那以后，宋朝再也没有打过交趾的主意。

元朝的忽必烈也派兵打过越南，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却在越南的丛林里吃了大亏。前后打了三次，每一次都折损惨重，名将唆都在战场上战死，算是蒙古帝国扩张史上罕见的挫败。越南的气候和地形就是天然的屏障，蒙古骑兵的优势在热带雨林里根本发挥不出来。

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朱棣趁着越南内乱，派张辅率大军南下，还真把越南给打下来了，在那里设立了交趾布政使司，试图把越南重新变成中国的一个省。朱棣派了黄福当交趾布政使，这个人倒是个能干的官员，清正廉洁，对当地百姓也不错。但是明朝对越南的统治从根子上就有问题，朱棣派去的大量官员良莠不齐，不少人是打着发战争财的主意去的，很快就跟当地人产生了矛盾。

明朝在越南的统治只维持了二十来年。黎利在蓝山起义，跟明朝军队打了十年仗，明朝军队疲于应付，最后明宣宗朱瞻基决定撤兵。朱瞻基的考虑很现实，在越南打下去的消耗实在太大了，每年要耗费几百万两银子，还要搭上几万将士的性命，换回来的只是一个时时叛乱的地方。与其这样，不如承认黎利为安南国王，让越南继续当藩属国。

朱瞻基这个人被后世称为太平天子，他的决策很多时候都是务实派的。他放弃交趾，被一些人说成是软弱，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决策也有他的道理。大明朝的国力用在越南那个泥潭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

这一撤，中国直接统治越南的历史就彻底终结了。此后几百年，中越之间就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一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清朝把越南的宗主权让给了法国，这个关系才算正式结束。

我写了这么多，其实想说的东西很简单。越南脱离中原王朝这件事，没有哪一个人应该负全部责任，它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中间有无数的人和事共同作用。要非找一个人来问责，那就太幼稚了，历史的因果哪有那么简单。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难处。从秦汉到明清，一千多年里，中原王朝对越南的控制一直时断时续，这个过程中有过武力征服，有过文化融合，有过和平相处，也有过兵戎相见。最终分道扬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一种必然。

历史的复杂程度远超咱们的想象，不是英雄造时势就是时势造英雄那么简单，也不是明君导致盛世昏君导致衰亡那么机械。每一段历史背后都有无数个具体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喜怒哀乐，有各自的算计考量，有各自的勇猛和怯懦，这些人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