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20年，农历庚辰年，这一年南宋是宋嘉定十三年， 金朝是兴定四年，而蒙古是成吉思汗十五年。正月这一年放在整个大历史里头看，好像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战役，也没有什么青史流芳的大人物出生或离世，但偏偏出了一桩在后世读书人看来既荒唐又心酸的事情——孔圣人的嫡传后裔，忽然一下子冒出了三位“衍圣公”。

一个在金朝，一个在南宋，还有一个在蒙古人手里。同一个祖宗，同一个爵位，三个朝廷各自捧出来一位真命天子般的人物，都说自己是正统，都领着朝廷的俸禄，都在祭孔的时候穿上那套庄重的衣冠，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一股子黑色幽默。而且，这出戏还不是一闪而过，居然稳稳当当地演了十三年。

先说北边那位，金朝封的衍圣公孔元措。

孔元措这个人，是孔子第五十一代孙，属于长支嫡传。他父亲叫孔摠，在金章宗明昌年间就袭了爵。章宗对孔家那是真不错，上尊孔、修孔庙，各种礼遇一样不落。所以孔元措从小就长在曲阜的阙里宅子里，享受着圣裔的尊荣，正儿八经等着接班的。

贞祐二年，也就是1214年，金朝被蒙古打得扛不住，把都城从中都迁到汴梁。这一年，孔元措正式袭了衍圣公的爵位。可屁股还没坐热，战火就烧过来了。山东大乱，红袄军起义，蒙古铁骑来去如风，曲阜再也待不下去了。没奈何，他只能收拾了祖传的典籍、画像，带着家人匆匆逃往汴京。

到了汴京，金宣宗虽然依旧给了他衍圣公的名号，赐了宅子，拨了禄米，但谁都清楚，这个爵位已经成了飘在天上的风筝。没有祖庙的祭祀，没有故土的族人，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头衔。逢年过节，孔元措只能在临时布置的礼堂里，朝着东方遥遥叩拜先圣，那份寥落，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可你能说他是假的吗？不能。从金朝的法统看，他是经过朝廷册封的，袭爵手续完备无缺，北宋灭亡以后，金朝一直占据着曲阜，他这一支在北方奉祀香火，名正言顺得很。

然而就在同一年，南边也立起了一位衍圣公。

南宋的衍圣公叫孔万春。他的祖上要说到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那时候宋室南渡，金兵汹汹。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当时也是衍圣公，实在不甘心在异族刀兵下祭拜先人，便带着孔家一部分族人，背着孔子夫妇的楷木雕像，一路追随宋高宗到了浙江。朝廷感念这份忠诚，在衢州划了块地，建了家庙，让孔端友继续以衍圣公的身份主持祭祀。于是，孔家就这样分成了南北二宗。

北边在曲阜，归了金朝管；南边在衢州，归了南宋管。到孔万春这一代，已经是南宗的第六代了。他的父亲孔文远，早在绍熙四年就袭了爵，兢兢业业几十年。到了嘉定年间，孔文远年迈多病，不止一次上书朝廷，请求把爵位传给儿子孔万春。南宋朝廷斟酌再三，在嘉定十三年正式下诏，让孔万春袭了衍圣公。

这在南宋君臣看来，是一件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你们金朝虽然占了曲阜故地，但孔子的嫡传血脉、衣冠礼乐，跟着大宋到了衢州，谁才是华夏正脉，自然清清楚楚。所以，孔万春这个衍圣公，在南宋朝野上下，没有丝毫异议。

这一南一北，两个衍圣公，就像天上的参商二星，各自照耀着一方天地，却都无法覆盖对方。如果故事到这里，也就是双包案，虽然怪异，倒也相安无事了几十年。可偏偏这一年，第三个衍圣公登场了。

这个衍圣公，叫孔元用，也是第五十一代孙，论辈分和孔元措是族兄弟。他本来只是曲阜孔氏里的一个普通族人，虽然家谱上的名字排得清楚，但离爵位可差着十万八千里。可时势这种东西，比什么家谱都管用。

1220年，蒙古太师木华黎经略中原，汉人军阀严实带着三十万户降蒙，整个山东的形势一夜剧变。蒙古大军开到曲阜，金朝的官吏早跑光了，曲阜成了一座没人管的老城。孔元用这个人在当地有些名望，胆子也大，眼看兵临城下，族人惶恐，他出来做了个决定——带着族中父老，迎接严实的军队入了城。

这件事在《元史》里头记录得简单，就一句“严实至，元用率族人迎降”，但背后的惊涛骇浪，却远远不是这几个字能概括的。蒙古人那时候根本不在乎什么圣裔不圣裔，但木华黎是何等人物，他立刻意识到这是收拢人心的好机会。于是承制封拜，给了孔元用一个头衔，叫作“权袭封衍圣公”。

注意这个“权”字，就是暂时代理的意思。蒙古人精明得很，他们知道金朝有个衍圣公在汴梁，宋朝那个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只给了孔元用一个代理的名号。但这并不妨碍孔元用立刻成了曲阜地面上最有头脸的人物。他把孔庙里里外外修整了一番，带着族人祭拜如仪，仿佛他真的是那个天命所归的圣裔。而实际上，在曲阜百姓眼里，这位代理衍圣公就是实实在在的主事人。金朝的孔元措遥不可及，南宋的孔万春远在天边，只有孔元用，是真真切切站在阙里老宅里燃香行礼的那一位。

于是，天下彻底冒出了三位衍圣公。

这还不算完。孔元用虽然只是代理，但做起事来一点都不含糊。他很快就跟着蒙古军队东征西讨去了。严实投降后，周围还有许多地方摇摆不定，孔元用作为当地大族代表，也得随军出力，帮着招抚州县。后来更卷进了与李全等汉军势力的纠缠中，在1225年的一次战事里，被宋军或者说忠于宋朝的忠义军俘虏，最终丢了性命。他一死，他的儿子孔之全又接过了这个代理衍圣公的位子，继续在曲阜当着蒙古人的圣裔。

而汴京城里的孔元措呢？他还在遥远的大金国都城里，靠着衍圣公的虚衔安静度日。这期间，金朝国势日见衰微，疆土越来越小，连汴京也屡屡告急。孔元措心里大概也是五味杂陈，自己明明是长房嫡派，却回不了故土，只能在异乡望空遥拜。据说他那些年在汴京也没闲着，花了不少心思编修《孔氏祖庭广记》，把家谱世系、林庙旧事一一整理出来。这或许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点东西——用笔墨去证明，我才是真正的衍圣公，我这一支才是孔子血脉的正根。那种心情，像极了在洪水漫过之前，拼命把最珍贵的种子收进罐子里的人。

南边衢州的孔万春呢，倒是过得相对安稳。衢州远在江南，蒙古的烽火暂时还烧不到那里。他在衢州守着家庙，兴办族学，规规矩矩地领着南宋朝廷的俸禄。嘉定年间，南宋虽然也有边患，但大体还维持着太平年景的样子，衢州孔氏家庙香火不断，子弟们读书明礼，俨然还是诗礼传家的派头。可孔万春心里未必不明白，他们南宗的合法性，完全系于赵宋皇室一脉。一旦大宋不在了，他们这个衍圣公的身份，又该到哪里去生根呢？

最戏剧性的还是曲阜。孔之全顶着个代理衍圣公的名头，在蒙古人底下过活，处境微妙得很。他父亲当年是被“权”封的，到他这儿依然是个“权”字。蒙古汗廷根本不急着把名分定下来，他们更关心的是赋税、兵马和征伐。圣人的后裔，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便于稳定山东局势的符号。孔之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孔庙，每年春秋两祭按时举行，让那些还未南逃的儒生、遗老们还有个精神寄托。但谁都看得出来，这个衍圣公做得有些底气不足，毕竟汴京那位正宗嫡传还活着呢，而且听说也归顺了大蒙古国，这事儿迟早要有个了断。

这个了断，发生在1233年。

这一年，金朝走到了末路。汴京被蒙古军攻陷，金哀宗辗转逃往蔡州。城破之际，无数官宦贵族成了俘虏，孔元措也在其中。这位当了将近二十年衍圣公的正牌圣裔，终于以这样一种落魄的方式，落到了蒙古人手里。

可让人意外的是，蒙古人对他的态度很不一般。窝阔台汗很快就召见了他，并且确认了他衍圣公的身份。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想见，蒙古人虽然起于朔漠，但此时已经据有中原，他们很清楚，要想让汉地士人归心，就必须在圣人后裔这件事上有个明确的态度。孔元措的名分，那是金朝一百年传承下来的，又是长房大宗，远比孔元用那支代理的来得名正言顺。于是，蒙古朝廷一纸令下，孔元措成了大蒙古国唯一正式承认的衍圣公。孔之全呢，自然被免去了代理的爵位，退回了普通族人的身份。据说孔之全后来被安排了别的官职，也算没有完全被冷落。

从1220到1233，整整十三年。这十三年，三位衍圣公并立于世，你拜你的，我祭我的，好像谁也不耽误谁，又好像谁都在尴尬地撑着。而当孔元措终于重新踏上曲阜的土地，走进阙里故宅的那一刻，这出荒诞的剧目，才算真正落了幕。

同一个孔子，同一本家谱，居然能被三个对立攻伐的政权各自分走一杯羹。圣人的荫庇在这时候显得既厚重又滑稽，每个人都说自己手里的是真经，可经文本身却已经裂成了三份。

孔元措的无奈，孔万春的孤守，孔元用的壮胆冒险，没有谁是绝对的英雄，也没有谁是真正的小丑，大家都是在用各自的方式，让圣裔的香火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继续烧下去。这条路可能曲折，可能被人诟病，可在城头王旗几度变换的年头里，一个家族要保住传续千年的血脉和祭典，又能有多少更体面的选择呢？

后世有一些笔记野史里，添油加醋地传过许多细节。比如说孔元用出降那天，曲阜孔庙里的古柏无故折断了一枝，乡人都说是圣人显了灵，心有怨怼；又比如说孔元措在汴京每逢朔望，都会独自一人登上寓所的小楼，朝着东方流泪。这些传闻真假难辨，但那种属于乱离之人的苍凉和窘迫，却是不假的。正史里没有哭声，只有一行行冷静的记述，可当你把金、宋、蒙古三方的记载摆在一起对照着看，就能听到一个家族在巨大变局之下的沉重喘息。

孔元措回去后，蒙古朝廷把曲阜的祭田、林庙、户籍一一发还，还免了孔氏子孙的赋役。他继续当他的衍圣公，一直活到蒙古蒙哥汗二年，也就是1252年，寿数不算短。他在晚年做的事情，仍然离不开整理家谱、修缮庙庭、主持祭祀。那个曾经流寓他乡的衍圣公，终于成了大蒙古国治下儒学道统的一根支柱。而南宗的孔万春呢，他的后代在南宋灭亡之后，依然留在衢州，继续奉祀孔子，明朝以后还一度被朝廷重新认可，形成了南北两宗并存的奇特格局。至于孔元用这一支，虽然退出了衍圣公的序列，但他的子孙后来在元朝也做官、也治学，并没有湮没无闻。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它不会只有纯粹的忠奸黑白，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着泥沙与金粒的、浑黄的厚重。